我在一九五七年去了德国，军情五处驻德国的高级代表彼得·多梅森来接我，他在汉诺威和慕尼黑的格拉德巴赫的英国军事情报总部为我的会晤作了安排。五十年代时，大多数情报官员都喜欢德国，那里是前线，工作自由而轻松。可多梅森对柏林日益加深的紧张局面感到厌恶，他坚信俄国人不久就会企图吞并西柏林。
会晤进行得很困难，许多科学家都在竭力地向英国和美国讨好。我尽量提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他们的意见明显地是在迎合我。并不否认，他们在莫斯科被监禁期间受了许多折磨，他们的许多朋友都死了。可在战争期间，他们为哪一边工作，这也是不可能被忘记的。
在首次会晤的科学家当中，有一人就是研制“那玩艺儿”的，也就是美国人一九五0 年在美国驻苏大使写字台背后墙上的国徽里发现的“那玩艺儿”。我很高兴，他所谈的“那玩艺儿”的工作方法，与我那天在马尔科尼公司的尼森式活动房里所预测的一模一样。可当我再次询问他时，不禁感到五十年代的军情五处真是被沮丧所缠绕着。我们知道克格勃已经部署了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在英国的研究舞台才刚刚露面。
一九五八年初，我把关于“龙”科学家的报告送给军情六处，请他们审批。布伦德里特积极劝我这样做：如果请求拨款的申请是两个局共同提出的，那么这更有分量。报告经过会签后，送交国防政策研究委员会，布伦德里特是该委员会的主席。报告在委员会里引起了普遍的震动，以前从未有人把克格勃比西方更为先进的方面描述得如此淋漓尽致。我在报告里证实，克格勃通过“龙”科学家的努力，在某些领域里取得了重大的技术优势，尤其是在电子技术和监视设备方面，包括使用红外线系统，这些使他们在四十年代末就占据了领先的位置。
由于布伦德里特的远见卓识，并通过他的专门委员会的努力，技术研究工作便展开了。我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就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我们得补充更多的人力和物力，使之成为一个正式的组织，进一步充实研究计划。我又提交了一个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联合报告，它被人称为“技术文件”（这是克格勃起的名！）。在这份报告里，我叙述了哪些领域需要取得进步，并强调研制先进的电子技术。作为“龙”文件和“技术文件”的结果，整个情报界的技术研究，尤其是军情五处的技术研究，在国防政策研究委员会中有了更加优先的地位。不幸的是，委员会对情报部门获得特种资金的主张持否定态度，他们想把我们的需求纳人现行的国防研究计划，以此来作为一种弥补措施。我虽然还得四处乞讨，可至少气候正在发生变化。
一九五八年，正当“技术文件”被列入考虑范围时，霍利斯介绍我跟一个叫维克托·罗思柴尔德的人认识。此人战时在军情五处工作过，并为保证军情五处实现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因排除炸弹而获得“乔治勋章”）。他与许多官员，尤其是与狄克·怀特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和他相识时，他是壳牌石油公司研究部主任，控制着遍及世界各地的三十多个实验室。当霍利斯告诉他我已被任命为军情五处的科学家时，罗思柴尔德表示有兴趣见我，并邀我到他在伦敦圣詹姆斯的一套雅致的公寓里去共进晚餐。
再也没有任何人比罗思柴尔德给我的印象更为深刻了。他是一位才华横溢、智力超群的科学家，又是皇家学会会员，精通植物学和动物学，对研究精子的结构抱有浓厚的兴趣。他远远不止是一个科学家，与他交往的人有政界的，情报界的，银行界的，文职部门的，以及国外的，全都是些传奇般的人物。英国统治集团犹如一件无缝的帝袍，而这件帝袍常常要用罗思柴尔德这根针来引线。
罗思柴尔德对我的实现军情五处现代化的计划十分入迷，并向我提出了他的一些建议。我很快就知道了，他对秘密世界的琐闻和诡计很感兴趣。我们很快就交换了那些他仍记得的战时同事的故事，一直谈到深夜。我离开他家后，禁不住第一次感到，有他作为后盾，取得伟大的成就是可能的。
罗思柴尔德主动把壳牌公司的一些实验室交给军情五处使用，并开始进行几项技术发展工作，包括一种特殊的、主要用来保护长期埋在地下设备的润滑剂的研制。这种润滑剂研制成了以后，可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得到广泛的使用。罗思柴尔德建议我去见原子武器研究集团的副总裁威廉·库克爵士，请求他拨款。我和库克也很熟，而罗思柴尔德又是他的挚友，罗思柴尔德及时的游说，使我的会晤变得更为容易了。
库克仔细地听着我叙述我的要求。我的反间谍方法的基本思路是以发展技术方法来击败苏联间谍的通讯。在间谍的掩护手段中，通讯是惟一的一个容易被攻破的突破点。因为间谍总要同他的上司进行电文收发往来。我向库克解释说，“筏夫”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最为宝贵的武器——了解俄国无线电通讯。但我们还是迫切需要新技术去攻破他们通讯的物理方法，譬如密写、微粒技术。死信投递。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获得进展，那就可以极大地增加我们反间谍工作取得成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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