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0 年三月，“狙击手”忽然寄来了一份有关“兰布达二号”的进一步的情报。这个“兰布达二号”似乎姓休伊顿。据“狙击手”推测，他是回到伦敦在海军情报局工作时被苏联人发展为间谍的，进而从事非法活动。与“狙击手”上述情况相符合的只有哈里·霍顿一人。他曾在多塞特郡波特兰城水下武器集团工作，一九五二年曾在华沙呆过，那是在他加入海军情报局以前。当D 处到军情五处档案室查核霍顿的档案时，他们便大吃了一惊，他们发现霍顿的名字已经列入了嫌疑犯的名单。几年前，霍顿的妻子曾对波特兰的安全官员说过，她的丈夫抛弃了她，与一位在基地的姑娘勾勾搭搭。她还说霍顿经常会见外国人，并经常到伦敦会见一个她不认识的外国人。另外，霍顿在花园的草棚里还藏有许多金钱。
那位安全官员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海军部安全局，并申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霍顿被抛弃的妻子大概在诬告丈夫。海军部把这份报告转给军情五处的C 处，后来这个案子一直由一位叫敦坎姆·韦格的青年官员负责。韦格到档案室查看了霍顿的档案，发现上述事件没有立案。于是这位官员得出结论，同意最早那位安全局员的判断并对霍顿的诬告进行了驳斥，然后他把这个案件向C 处的处长作了汇报。不久，处长给波特兰作了一个正式的答复：汇报调查结果。这个案件就这样了结了。
霍利斯和当时C 处的处长琼斯对有人指控霍顿是间谍一事非常尴尬。但他们还没来得及进行辩护，案情就又有了新的进展。这次是由波兰科即D 处二科负责调查的，在调查中，他们发现，霍顿每个月总要带着他的女朋友埃塞尔·吉到伦敦去一次。监视队对霍顿七月份伦敦之行进行了监视，他们发现霍顿在滑铁卢路同一位男子会晤并交给他一只旅行袋，然后又从这个男子手中接过一个信封。他们立即盯上了与霍顿会晤的那个男子，一直跟踪到他上了自己的汽车。那是一辆白色史倍蒂克牌汽车。根据目测，监视队判断他可能是波兰驻伦敦的一名情报官员。但在他们调查了这辆汽车的牌照以后，他们发现，这辆汽车的主人是一个加拿大人，叫戈登·阿诺德·朗斯代尔，职业是经营出租自动电唱机。监视队又被派到波兰使馆附近，对那位波兰官员进行了重新核对。他们回来以后果然说，刚才他们弄错了。
朗斯代尔被严密地监视起来。朗斯代尔在沃尔杜尔街有个办公室，并在摄政王公园附近的一幢白色大楼里有一套房间。这两处都安装了窃听设备，另外还在附近设置了目测观察站。其实朗斯代尔不过是个花花公子，常常出国旅游，并向许多如花似玉的姑娘们讨好献媚，而那些姑娘们所看重的则是他的金钱和仪表。
下一次霍顿和吉到伦敦来的时间是八月初。霍顿又与朗斯代尔会晤，这次是在老维多利亚戏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监视队对他们进行了严密的监视，甚至溜近旁边的桌子偷听他们的谈话。朗斯代尔对霍顿和吉说，他要去美国谈生意，所以九月份就不同他们见面了，但他相信他在十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日一定会赶回来同他们会面的。如果来不了，他将委派一位他们认识的人代他同他们会面。
八月二十七日，他们又跟踪了朗斯代尔。他们从白色大楼的六楼即朗斯代尔的公寓，一直跟踪到大波特兰街米德兰银行。他们发现朗斯代尔在银行存放了一只箱子和一个棕色纸包，不久，朗斯代尔便失踪了。安全局局长获得了米德兰银行董事长的同意以后，撬开了朗斯代尔存放的保险箱。九月五日，星期一傍晚，他们从银行取出箱子和纸包，把它们带回军情五处在圣保罗的实验室。温特博恩和我把箱子里的东西摊开放在桌上， 并进行了仔细地检查。 经过一番努力，我们终于见到了“真家伙”——职业间谍完整的工具包。朗斯代尔的工具包里有两台专门用于复制文件的微型照相机，一台是米诺克斯牌，另一台是普拉克蒂拉牌。米诺克斯牌照相机里还有一卷照过的底片。我们把这卷底片冲印了并进行翻拍，然后又把它放回相机。这些照片看起来与间谍活动毫不相干，朗斯代尔在某个城市——后来我们经过大量的分析认为，这个城市就是布拉格——和一个满面笑容的女人的合影。箱子里还有一本如何学打字的书，我们一看就知道这必然与密写有关。我用细小的光束对每页纸的边缘进行了检查，发现上面布满了微小的凹痕；朗斯代尔就是用这些书页作为他密写的复写纸来书写那些看不见的密文。我们把这本书送给了原子武器研究集团的摩根博士，对促进他研制侦破密写的新方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使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是，一只放在木碗里的龙森牌打火机。我们用摩根的方法对打火机进行了X 光检查，发现打火机底部是空的，里面装了许多小东西。我们用橡皮吸球和小镊子把这些东西夹出来，原来是两本微型的一次性密码本。其中一本就是现在使用的，在折好的那页纸上还有一张地图参考资料清单，是以我们监视队使用的伦敦地图册为基础而编制的。
自从“筏夫”行动后，我就一直在研究怎样收集苏联秘密无线电通讯的情报。因此，当我看到朗斯代尔的密码本以后，我马上就知道这是苏联密码。这不是什么波兰情报员干的，而是彻头彻尾的克格勃行动。如果我们把他的密码本抄下来，并跟踪信号，我们就能利用朗斯代尔同莫斯科的无线电通讯来破译莫斯科的密码。但遗憾的是，朗斯代尔的箱子里没有信号计划，这样我们也就无法知道他收听莫斯科广播的时间和频率了，因为每周莫斯科发来的电讯是不计其数的。此时“筏夫”却使我们有了一个重要的突破。我们在白色大厦朗斯代尔隔壁的套间里设立了基地，用“筏夫”进行监听。也许这样，我们可以找出朗斯代尔在他的接收机上收听莫斯科广播的时间和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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