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在于我们不可单方面地看这个问题，搞出这些图表的出发点是想得到一套完整的看法，看看这些案件里是否有俄国人插手的依据……”
“听起来像是在搞一个糟糕的归纳法，不过请你继续讲吧。”他怀疑地说。
我—一讲述了案件，并解释了为何总是要提到那五个人。
“你在起草报告之前，有没有在什么时候同阿瑟讨论过这个问题？”狄克瞪着眼睛看着我说。
“我怎么可能那样做？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科学理事会。”
狄克转向阿瑟：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两人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显然，他感到难以置信。
阿瑟接过话茬，并解释要求使用设备的问题。琼斯一直保持着沉默。此时狄克又问他的意见如何。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无可奈何地也参与了进来。
“罗杰拒绝扩大调查范围。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这是个错误。我们现在既没有进行跟踪，又没有技术设备的帮助，这样去寻找案件的结果，其希望是渺茫的。”
狄克对琼斯那种冷静明晰的分析印象非常深刻。
“这里有两个因素，”他考虑了一会说，“一是要进行调查，二是我们在进行调查时肯定会被人发现，两者几乎同样的重要。”
他告诉我们要作些修改，他认为应在非官方的房子里对调查工作进行协调，而不是在政府的建筑物里进行这项工作。他建议我们使用斯隆广场附近的阁楼路军情六处保安楼。
“我今晚思考一下如何对罗杰说，你们等着听他的消息吧。”犹克说。
第二天，琼斯通知我们，说霍利斯已经同意用军情六处的一个监视队来协助办理此案，但仍旧不允许他们把米切尔跟踪到伦敦火车站的另一端，以免被人发现。他允许我们把这件事告诉温特博恩，并授权我们在米切尔的办公室里的那个双面穿衣镜后设置一个闭路电视系统。当天下午，我们就把那些宝贵的档案搬到阁楼路上那座马房式小楼的二楼上，房间里没有家具。以后，这里就成了我们办理这起案子的总部了。
在调查米切尔的初期，我们对菲尔比叛逃的过程又重新进行了审查，并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发现。我请求美国中央情报局核实一下他们的电子计算机记录情况，以便对俄国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已知的情报人员的活动有一个了解。结果发现，弗洛拉·所罗门与阿瑟在伦敦会晤之后，克格勃官员尤里·莫丁也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对中东进行了访问。我们早就非常怀疑莫丁在四十年代就是菲尔比的上司，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叛逃也是他安排的。通过进一步的核实，发现莫丁在同年五月也访问过中东，刚好是在戈利金那三集揭发“五人集团”的材料送往莱肯菲尔德大楼之后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最后确认莫丁从五十年代初以来，没有到国外旅行过。我们拜访了菲尔比的妻子埃莉诺，她说九月份时，菲尔比减短了全家人在约旦度假的假期。从那时到失踪这段时间里，菲尔比显得神情紧张，经常酗酒。我们清楚地看到，莫丁去了贝鲁特，向菲尔比提醒他的案子又被重新审查了。很显然，克格勃知道戈利金跑了以后，会采取这样的防范措施。可是，很奇怪，菲尔比仿佛对此并不在乎，这样一直持续到莫丁在九月份第二次去看他，当时他的案子刚好已经确定了。
我们听了菲尔比的所谓的“坦白”录音，这是尼古拉·埃利奥特从贝鲁特带回来的。我们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也无从听清这个谈话录音，主要是因为录音质量太差。这是典型的军情六处作风。他们在开着窗户的房间里使用这种劣质话筒，而窗外的来往车辆的嘈杂声非常大。我们只好使用我研制出的双耳助听器，请伊夫琳·麦克巴尼特和年轻的译报员安妮·奥尔尤因给予帮助（安妮是听力最好的译报员），搞了一个百分之八十文字准确的稿子。阿瑟和我在一天下午又去听了录音，并与那份稿子进行了对照。听了这个录音之后，任何人都不会怀疑，菲尔比早在到保安楼之前，就有了与埃利奥特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埃利奥特对菲尔比说，他已经掌握了菲尔比的新证据，深信菲尔比是有罪的。十年来，菲尔比每次都一再否认一切，可这次他一口承认他从一九三四年开始就当了间谍，压根儿不问埃利奥特掌握了什么样的新证据。
阿瑟对听录音感到很苦恼，他揉着眼睛，捶着膝盖，听着菲尔比讲着荒唐的吃语。菲尔比说布伦特是清白无辜的，而蒂姆·米尔恩才不清白。可米尔恩是菲尔比的密友，多年来一直在忠诚地为菲尔比辩护。整个供词，包括菲尔比签了名的书面坦白，都是处心积虑地进行过加工的，让真相和谎言相混淆，引我们步入骗局。我禁不住回想起同菲尔比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他有孩子般的吸引力，说话结结巴巴，我对他是多么同情啊！我又想起在一九五五年第二次听到他的声音。他躲躲闪闪，避免回答提出的问题，试图挽回失去的局面，争取胜利。现在埃利奥特在全力以赴地设法去战胜一个三十年来把欺骗作为第二保护层的人。这并不像一场竞赛，然而最后他们两个会像有点喝醉了酒的无线电广播员，用公学学堂的标准语音热情地讨论二十世纪最大的叛国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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