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的只有后厅右边那个锁起来的房间了。盖格的一串钥匙里有一把同这间屋门的锁正好相配。这间屋子使我很感兴趣，但是盖格并没有藏在这里。我所以对这间屋感兴趣是因为它同盖格的卧室截然相反。这是一间陈设非常简单的男性的卧室：光洁发亮的地板上铺着几块印第安民族图案的地毯，两张直背椅子，一张带木纹的深色写字台，写字台上摆着一套男人用的化妆用具，两只一尺高的铜烛台上插着黑色蜡烛。一张很窄的硬床铺着棕色印花床单。
屋子给人以冷森森的感觉。我把门重新锁起来，用手帕揩拭了一下门把手，回到外间屋子图腾柱旁边。我跪在地上，歪着头仔细观察从地毯到大门的这一段。我想我看到了两条平行的小槽，就像脚后跟拖过的痕迹似的。不管这件事是谁干的，这里面肯定大有文章。死者的尸体要比破碎的心沉重得多。
这件事不是警察干的。如果是警察，他们又要用绳子丈量，又要照相，又要用粉末显示指纹，再加上一人嘴里叼着一支五分镍币的雪茄。这时正忙得不可开交，一定还留在这里没有走呢。这件事也不是杀害盖格的凶手干的。这个人走得太匆忙了。他一定看到了卡门·斯特恩乌德。他拿不准卡门昏迷的程度，是否一定认不出他来。凶手这时一定正在逃向远处某个地方的路上。我猜不出来这个答案，但是既然有人不只想把盖格谋杀，而且蓄意要移尸灭迹，我也乐得让他这样去做。这至少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再把情况摸一摸，看能否报案时不把卡门·斯特恩乌德捎连进去。
我把街门锁上，发动汽车，开回家去。我洗了一个淋浴，换上干衣服，吃了一顿过时的晚饭。吃完饭以后，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一边喝加上热水的威士忌，一边捉摸盖格的皮本子里的密码。我能有把握的只有一点：这另一个人名住址表，很可能是他的一些顾客。全部名字有近百多个。即使没有敲诈的事——我敢说敲诈是少不了的——这也是一桩大发横财的买卖。名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是谋杀盖格的嫌疑人。当这个名册交到警察手里以后，我可不羡慕他们的差事。
我上床的时候肚子里装满了威士忌，因为事情办得不顺手懊丧得要命。我梦见一个穿着血淋淋的中国式褂子白人追一个戴着长耳环的赤身露体的女孩子，而我又在后面追这两个人。想用一架没装胶卷的照相机给他们拍照。
第九章
第二天早上天晴了，阳光灿烂，阴云已经散尽。我醒来的时候，嘴里好像塞着一只驾驶汽车戴的手套。我喝了两杯咖啡，看了几张晨报。哪一张报纸也没有登载阿瑟·奎恩·盖格先生事件的报道。我正在想法弄平我的被雨淋湿的外衣上的穗子，电话铃响了起来。打电话的是地方检察官的侦探长伯尔尼·奥尔斯。这次我给斯特恩乌德将军办事就是他给牵的线。
“怎么样，身体好吗？”他说。从他说话的语调听来，他的觉睡得很好，也没有欠别人许多债。
“我昨天酒喝多了。”我说。
“嘿，嘿。”他不很在意地笑了两声，接着又用更为随便的、警察惯用的那种故意装作漫不经心的语气说，“见了斯特恩乌德将军了吗？”
“嗯哼。”
“替他办了点儿事吗？”
“雨下得太大了。”我回答，如果这也算得回答的话。
“这一家人好像不是出这件事就是出那件事。他们家哪个人的一辆大布依克在里多渔轮码头一带掉进海里去了。”
我使劲握住听筒，差点儿要把它捏碎了。我连呼吸也屏住了。
“一点不错。”奥尔斯幸灾乐祸地说，“‘一辆崭新的、漂亮的布依克大轿车让沙子和海水弄得一塌糊涂……啊，我差点儿忘了，车里还有一个人呢。”
我慢慢地往外呼气，我的呼吸好像就悬在我的嘴唇上：“是不是雷甘？”我问。
“什么？谁？啊，你说的是他们家的大女儿跟他交上朋友、后来又结了婚的那个私酒贩子。我没见过这个人。他能在那地方搞什么名堂？”
“别说废话了。你说有谁能在那地方找乐子？”
“我哪儿知道，老兄。我要去现场看看。要不要同我跑一趟？”
“好吧。”
“那就快一点。”他说，“我在办公室里等你。”
我刮了个脸，穿好衣服，随便吃了点早餐，不到一个钟头就到了法院。我乘电梯上了七楼，走到地方检察官下属们办公的一排办公室。奥尔斯的办公室并不比别的房间大，但是他一个人占了一间。办公桌上除了一本记录册、一套廉价的墨水壶和蘸水笔以及他的一顶帽子和一只脚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奥尔斯生得中等身材，淡黄的头发，雪白的眉毛又硬又直。他的目光恬静，牙齿整齐，相貌一点儿也不惊人，但是我凑巧知道他打死过九个人——其中有三个是在这些人已经拿枪对着他的时候，或至少有人认为这些人已经拿枪对着他的时候。
他站起身来，把一扁盒牌子叫“幕间休息”的小雪茄揣在口袋里，嘴里衔着的一支上下摇动着，仰着头仔细打量了我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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