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司机隔着车厢里的横玻璃向我说了句什么，叫我不要着急。我们的汽车以每小时四英里的速度缓缓驶上山坡，在每一个矮树丛后面寻找那辆失踪的卡车。两个街区以后，布利塔尼广场路向东弯过去，在一块空地上同兰达尔广场路汇合起来。就在这块空地上伫立着一幢白色公寓楼，前门开在兰达尔广场路上，地窖汽车库对着布利塔尼广场路。在我们的汽车驶过这幢建筑物时，我的愣头愣脑的小司机宽慰我说，卡车不会开得太远。就在这个时候，我向楼房下面车库的拱门里看了一眼，正好看到我们追踪的汽车倒进去，后门已经打开了。
我们把车开到公寓楼的正门，我下了汽车。门厅里一个人也没有，也没有电话台。一张木头书桌靠墙放着，桌子旁边是一个镀金的分格信插。我看了看信插上的姓名。
一个名叫约塞夫·布罗迪的人住在405号房间。斯特恩乌德将军曾经给了一个叫乔·布罗迪的人五千美元，为了叫他不再同卡门鬼混，叫他另外找个女孩子去开心。可能这里住着的就是这位乔·布罗迪。我敢打赌准是这么回事。
我绕过一段短墙，走到铺着花砖的楼梯口和自动电梯的入口处。电梯的顶盖同地板在一个水平面上。电梯升降通道旁边也有一扇门，写着“车房”字样。我打开这扇门，沿着一道狭窄的楼梯走到了地下室。电梯的门开着，那个穿着新工作服的人正气喘吁吁地往里面揉箱子。我在他旁边站定，点了一根纸烟，看着他。他不喜欢我这么看着他。
过了一会儿我说：“别超重啊，伙计。这架电梯只能载半吨重的东西。这些箱子运到哪儿去？”
“布罗迪，405号。”他嘟哝了一句，“你是管理人吗？”
“嗯。看起来可真是捞了一大笔。”
他用白眼珠翻了我一眼：“装的都是书，”他没有好气地说，“每箱一百磅重，真不轻。七十五磅就够我背的了。”
“留点神，别超重。”我说。
他往电梯里装了六只箱子，走进去，关上电梯门。
我顺着楼梯走回门厅，走到大街上。那辆出租汽车又把我载回市区我的办事处所在的大楼。我多给了那个小伙子不少钱，他给了我一张折了角的业务名片。这次我把名片带回屋里，没有顺手扔在电梯入口处盛着沙子的陶瓷桶里。
我在七层楼靠后街的一面有一间半房子。前半间一分为二，是我的办事处和接待室。我只在门口写上自己的名字，此外没有写什么，而且只是写在接待室的门上。这一小间屋子的门我总是不上锁，为了万一在我出去的时候有主顾上门，而他又愿意坐下来等着我的话。
真有一个主顾在等着我。
第十一章
她穿着浅棕色带花点的呢子衣服，男式的衬衫，系着领结，脚上穿着手工做的便于走路的皮鞋。她的袜子同那天一样薄得像纸，但是今天却没有把两条腿露给我看。她的头发油光漆黑，罩在一顶罗宾汉式的女帽下面。这顶帽子至少要五十美元才买得下来，但看上去无论是谁，只要有一张吸墨纸就可以做一顶。
“啊，你到底起床了。”她说，对着我屋子里的摆设皱了皱鼻子。我这间屋子里摆的是：一张褪了色的红沙发、两把不配对的安乐椅、早需要送到洗衣店去的网格窗帘和一张儿童用的书桌。为了使人感到这间屋子有点儿办公的气氛，桌子上还放着几本很能唬人的杂志。
“我还以为你或许是在床上工作，像马塞尔·普鲁斯特【注】似的。”
【注】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一1922)，法国著名小说家。
“谁是普鲁斯特？”我把一根纸烟衔在嘴里，盯着她，问。
她的脸色有些苍白，神情有些紧张。但是看上去她像个在紧张的气氛下仍然能从容运用智力的人。
“一个法国作家，一个颓废派艺术家。你不会知道的。”
“算了，别提这个人了。”我说，“到我的‘寝宫’里去吧。”
她站起来说：“咱们两个人昨天谈得不太投机。也许我太没有礼貌了。”
“我们两个人都没讲礼貌。”我说。我用钥匙把通往隔壁的门打开，开着门让她走进去。我们走进我这套房子的另外一部分。这里有一张已经有了年头的红棕色地毯，五个绿色文件箱，一份某家公司赠送的月历，上面印着在湛蓝的地板上翻滚着的加拿大一胞五个小女孩。
五个女孩都穿着粉红的衣服，生着褐黄色的头发，闪闪发亮的黑色眼睛大得像特号的干梅子。此外屋子里还有三把仿胡桃木的椅子，任何一间办公室都一定会有的一张办公桌、吸墨纸、笔插、烟灰缸和一架电话机。办公桌后面自然也免不了摆着一张吱吱嘎嘎的转椅。
“你不太注意门面。”她在办公桌的另一面坐下说。
我走到门边塞信孔前边取出六封信、两张明信片和四件商业宣传品。我把帽子扣在电话机上，坐在椅子上。
“平克尔顿【注】也不讲究门面。”我说，“干我们这一行赚不了多少钱，如果办事诚实的话。如果装点起门面来，那就是说，你在赚钱——或者希望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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