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我们没听见真正的枪声呢？”妮奇问。她知道她看上去挺恼火。“当时四周特别安静，只要有一丁点声音，哪怕是从街上传来的，我们都听得见。”
“问题的答案，我想，”奎因警官严肃地说，“马上就出来了。那把枪呢，维利？就是裹在枕头里的那把。”他的表情有所缓和，又像个和蔼可亲的老绅士了。“就那样吧，队长。就那么裹着拿走吧，出去后把门关上。”
屋里寂静无声，只听见维利队长沉重的脚步声和开门关门声。老警官拍了拍胳膊，四下望了一眼。
“一声爆炸故意设计得让人听到，”埃勒里轻快地说，
“而在这之前的一声爆炸又故意设计得让人听不到。要达到什么目的呢？简直不可思议，那就是要让爆竹声被误以为是枪声，要造成一种错觉，你是在我们上楼的时候中弹的，斯安特先生，实际上你却是在这几分钟前就已经中弹了。伪造开枪时间只可能有一个目的：想给凶手制造一个案发时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而实际上凶手只不过在爆竹声响起来时不在案发现场。”
“爆竹声响的时候谁有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据呢？”埃勒里说着，脸上笑意荡漾。“你，多萝西·斯安特？不，你一个人待在船库里。你，斯安特先生——荒唐吗？不，你一个人待在自己的起居室里。你，格兰德医生——可笑吗？不，你也是一个人在你的花园里打瞌睡。就连戴维·斯安特也是孤零零地——一个人待在东河的水底。
“所以，恐怕，”埃勒里说，此刻他脸上的笑意消失了，“就剩你了，哈特，真是巧啊，你正好有爆竹响时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据。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哈特，事实上，最有可能的就是你。你那会儿正上楼，就走在我和妮奇·波特中间。一个完美的设计好的骗局。
“但是你在操作上却屡屡失误。你有两次企图对迈尔斯·斯安特下手，结果都失败了。第一次你把滴水槽弄得活动了，然后在迈尔斯·斯安特走在下面的路上时把它推下去。你选了这种方式是因为他的弟弟戴维的工作室就在屋顶，而戴维，因为财产的原因，自然会成为被怀疑对象。结果这招没奏效，这下你可要孤注一掷了。昨天是你把滴水槽藏起来了，晚上你用枪打死了戴维，把他的尸体绑在滴水槽上，沉到了河底，你想他肯定会成为一个最好的替罪羊，因为他大概永远也不会被发现。然后你到了迈尔斯·斯安特的起居室，跟他聊天，再走出去，之后立刻又走回来，用枕头包住的枪向斯安特的头部射去，——你是不是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斯安特太太？我想是的。可是你疏忽了，哈特，斯安特先生没有死。接下来，你就开始争分夺秒了。你把枪从其中一扇窗户扔进河里，再跑到工作室，那儿你早准备好了一只爆竹。你把手套扔进壁炉，你是戴着这只手套办妥前面的这一切的。你在事先准备好的柴禾上扔了根火柴，这堆火是早准备好要用来销赃灭迹的——然后你赶紧跑下楼在大门口接我和妮奇，等爆竹响的时候，你就铁板钉钉地有了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据。聪明啊，哈里，你可真聪明，但不知你是否同意我的分析？最复杂的事情到最后往往是最简单的。”
这样水火二字就从狂热的爱好者们口中逐渐流传，最后成为谚语。如果时间能够证明这一点。埃勒里将会深感欣慰，因为他一直视马库斯·塔里乌斯·西塞罗为他最为推崇的说教家之一。
八月针眼
这个故事是关于海盗和他们所偷盗的财宝的，事情发生在一年中月长石显灵和罂粟花盛开的八月。月长石可是个令人吃惊的善恶分明的尤物，它可以给其合法拥有者带来好运。在满月的时候把它含在口中，它就可以预示未来；它能使爱情更热烈，使怒火冷下来；它能够治疗羊角风，还可以让树木多结果实，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但是，如果触摸它的是一双邪恶的手，那么它就会唤醒本性中的邪恶的一面，让邪恶之人倒大霉，使其追悔莫及。这种善恶报应是海盗故事里所期望的，对此几乎没有任何争议，在这个故事里更是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尽管大量宝石中并没有出现月长石。而那些用死者的鲜血染红的罂粟花呢，往往是在那些发生过激烈战斗和大屠杀的地方才开得最为鲜艳茂密。
所以讲述这样一个发生在奥古斯都恺撒月份的谋杀案本身就很富有诗意。
故事里的海盗是冒险号的基德船长，一个苏格兰人，两个半世纪前——天哪，在五月的一天里——他在伦敦被绞死了，他的名字曾一度成了海盗的代名词。埃勒里从前曾跟不少历史人物有过或多或少的纠葛，但是却从未有过像这样的经历，和一个被绞死的海盗打交道！这太激动人心了！必须承认，他是怀着一种强烈的好奇和乐趣投入到基德船长的财宝案中来的，这种趣味应该说更适合第一次看到金龟子护身符的小男孩，而不是纽约一名思维习惯已经定型的现代警察的儿子，对埃勒里这样一个精疲力竭懒得开口并且见多不怪世故冷漠的人来说，这种趣味显得很不协调。
接着要说的是埃里克·埃里克森。
埃里克森可称得上是个最具悲剧性的人物，一个探险家，却生于地球上已没有什么险可探的年代。他没法使自己成为“第一个什么什么的人”，就只好在其他方面下功夫，成为“到达……最远的人”、“登上……最高的人”或是“潜入……最深的人”，也只有以此安慰安慰自己了。当已有五条西北航线被发现时，他开辟了第六条。他在中国西部的西康发现了一座山峰，这座山峰隶属于安姆尼梅钦山脉，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出几乎一千英尺，可惜他丢失了测量仪，跟同伴们也失散了，自己的这一大发现无从证实，结果珠穆朗玛峰还是书面记载的地球上的最高峰。埃里克森还到撒哈拉大沙漠的扎夫谷去探险，比斯特洛恩走得更宽更远，但即使这样也改变不了前者已经捷足先登的这个令人懊恼的事实。总之，他一生中尽是诸如此类的倒霉事。现在呢？埃里克森人到中年，身体每况愈下，哪儿也去不了了，只好靠苦涩的名誉聊以自慰——几个学术团体的名誉会员资格和几块奖牌，以及“冒险家”、“宇宙”或“雅典娜神殿”之类的几个俱乐部的正式会员。他终日沉湎于对往事的回忆，经常一个人在纽约的公寓里感叹，有时到长岛蒙托克角对面他拥有的那座小岛的老石屋里住几天，也总是坐在壁炉旁发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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