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志！”
大铁门已平倒在地上，上面喷涂的字叫人莫明其妙：“他娘的艺”。特劳特不得不从上面踩过去，大步慢跑到普林斯跟前。铁门仍然与门框紧紧扣在一起。门框受到撞击整个地从周围的墙体上脱落下来，门、门的铰链、门栓和“猫眼”都仍像新的一样，丝毫未损，只是门框对失控的云梯消防车几乎没有抵御能力。
来装铁门和门框的包工头，在把门框固定在墙上时偷工减料。他是个骗子！特劳特后来提到他时说：“叫人奇怪的是，夜里他居然还睡得安稳！”这话对所有偷工减料的包工头都可以说。
《时震》作者：[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第三十二章
一九九六年，也就是延续至二○○一年的重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在几次演讲中提到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是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的一名学生。我开玩笑说，我根本就不该学这门专业，因为我忍受不了原始人。他们真是愚不可及！我对把人当动物研究的兴趣衰退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妻子生下了一个孩子，叫马克，我们需要钱。我妻子的全名是简·玛丽·考克斯·冯内古特，她死的时候叫简·玛丽·考克斯·雅莫林斯基。
简在斯沃思摩尔时是优等生，获得芝加哥大学俄文系的全额奖学金。她怀上了马克之后，决定放弃奖学金。我们在大学的图书馆找到了俄文系主任，一位从斯大林统治下逃亡的神情忧郁的人。我记得我妻子告诉他，她不得不退学，因为她有了后代的负担。
即使没有电脑做记录，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对简说的话：“亲爱的冯内古特太太，怀孕是生活的开始，而不是终结。”
然而，我想说明的是另一门课，要求我们阅读现已进天堂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①的著作《历史研究》，并做好讨论的准备。他写到挑战和对挑战做出的反应。他认为各种不同的文明，或生存，或淘汰，关键在于他们面对的挑战是否超过他们的应付能力。他举了一些实例。
这样的解释也适用于那些想表现出英雄主义的人，尤其适用于二○○一年二月十三日那天下午自由意志闯入时基尔戈·特劳特面对的情况。如果他在时代广场那一段地区，或在某一主要桥梁或隧道的出入口，或在飞机场——飞行员们在重播期间已经习惯让飞机安全地自动起飞和降落——那么，这种挑战就是特劳特，或者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应付的了。
特劳特听到隔壁碰撞声后走出住宿营，看到的场面虽然可怕，但卷入其中的人员不多。死亡的、垂死的人零星地散布在各处，而不是叠成一堆或囚禁在燃烧的或撞坏的飞机和车辆中。这里的伤亡者仍然是个人——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都仍然具有个性，从他们的脸上和衣服上都能看出许多故事来。
在远离市区通向地狱的西一百五十五大街那一段，由于偏僻，一天中的任何时候几乎都没有车辆。这就使得隆隆作响的云梯消防车成了独家表演。特劳特眼看着地球的引力拖着它屁股朝下向哈得孙河滑去。其他繁忙街道上传来一阵喧嚷嘈杂，但他并不受干扰，思考着那辆不幸的消防车的各方面细节，并冷静地得出结论。他在离宫告诉我说，车辆失控，肯定是由于三个原因之一：要么离合器处在倒车或空挡，要么驱动杆折断，要么踏板脱落。
他没有惊慌失措。在部队为炮兵当前锋侦察兵的经验告诉他，惊慌于事无补，只会适得其反。他后来在离宫说：“在真实生活中，就像在大剧院的演出一样，情绪激动只能把本来已不妙的处境搞得更加不堪收拾。”
真是这样。他一点没有惊慌。但他在此时却还投有意识到，只有他一个人在走动，头脑清醒。他悟出了基本事实：宇宙先收缩，而后又膨胀了。这一点并不难。除了真实细节之外，所发生的事很可能同他多年前写在纸上后又撕成碎片在汽车站厕所抽水马桶中冲下去，或作其他处理的某篇小说构思相似。
与达德雷·普林斯不同，特劳特甚至连中学同等学历文凭也没有，但他至少与我麻省理工学院获物理化学博士的哥哥伯尼有一惊人的相似之处。伯尼和特劳特两人都是从很小开始就玩起了头脑游戏，开始提出这样的同题：“如果我们的环境中某某条件存在，那么将会怎样，会出现什么结果？”
在西一百五十五大街最尽头相对平静的环境中，特劳特虽然做出了时震和重播的推断，但却未能意识到，方圆几英里人们都无法行动，不是死亡或者严重受伤，就是患了时震后麻木症。他等待年轻力壮的救护车工作人员、警察、更多的消防队员和红十字会和联邦紧急事故处理部门派出的救灾专家前来处理事故，浪费了宝贵的分分秒秒。
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别忘了，他已经八十他妈的四岁了！由于他每天刮脸，所以即使头上不包婴儿毯做的头巾，别人也会错把他当成捡破烂的老太太，而不是捡破烂的老头。因此也从来得不到任何人的尊重。但至少他脚上的凉鞋很结实，是用麻制的。尼尔·阿姆斯特朗一九六九年就是穿着同样材料制的鞋，由阿波罗十一号宇宙飞船送上月球，成为第一个在月球上行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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