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林特飞跑出去，很快带回来在剧院外面担当警卫的两个侦探。在警官的指导下，他们开始把盖在座位上的巨大的防水布拖到旁边，露出一排排的带衬垫的椅子。埃勒里站在靠近最左边过道的一边，从口袋里拿出小笔记本，星期一晚上他在上面潦草地记了几笔，还画了一张剧院的草图。他咬着下嘴唇琢磨着。偶尔，他抬头看看，核实剧院的布局。
奎因匆忙找到潘泽，他正紧张地在后面踱步：“潘泽，我们可能要在这里忙上几个小时，我忘了多带几个人。不知道是否可以请你帮忙……我有些需要想法——只占用你一小会儿时间，就可以帮我大忙。”
“当然可以，警官！”小个子经理踱回来，“能为你效劳，我很高兴，就怕帮不上忙。”
警官咳嗽起来：“请不要感到我拿你是当跑腿的人那样使唤，老人家，”他歉意地解释，“但我需要帮手。我必须从地方检察官们那里获取一些至关重要的资料，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调查此案的。你能不能替我给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带张纸条——他叫克洛宁——并把他交给你的包裹带回来。我原不愿让你做这事，潘泽，”他低声说，“但是这事太重要了，不能交给一个普通的带信人，并且——我脱不开身。”
潘泽掠过一丝微笑：“没的说，警官。我完全听从你的差遣。如果你现在想写条子，我办公室有纸和笔。”
两人回到潘泽的办公室。五分钟后他们重又进入剧场。潘泽手里拿着一个封口的信封，很快上了大街。奎因看着他走后，然后叹息一声转向埃勒里，埃勒里坐在座位扶手上，还在研究用铅笔画的图。蒙特·费尔德就是在这个座位上被谋杀。
警官在他儿子耳边低声说了几句。埃勒里笑了，用力拍了拍老头的背。
“我们得抓紧了，你说怎么样？儿子。”奎因说，“我忘了问潘泽他是否叫了菲利普斯夫人。我猜他叫了，不然他会说的。”他向福林特示意，福林特正在帮另外两个侦探费力地掀开防水布，“今天早上我给你个机会练习流行的弯腰运动，到包厢上来吧。”
“我今天应该找点什么呀，警官？”宽肩膀的侦探咧着嘴笑道，“希望我的运气比星期一晚上好一点。”
“你找一顶帽子——漂亮的，顶上有闪亮的小块，就像时髦女郎戴的那种，孩子，”警官说，“但是，如果你碰到任何其他的东西，亮开你的嗓门！”
福林特三步并做两步上了宽阔的大理石楼梯走向包厢。奎因在后面看着他摇头。
“恐怕这可怜的伙计注定要再失望一回了，”他对埃勒里说，“但是我必须确定那里没有任何东西——星期一晚上守住包厢的引座员米勒说的是实话。跟我来，懒骨头。”
埃勒里不情愿地脱掉外衣，把笔记本塞进口袋里。警官慢慢脱掉他的粗呢长外套，顺着过道走在他儿子的前面。他们肩并肩地工作，开始搜寻位于乐池边上的头等席。在那里什么也没找到，他们爬出来再一次进入乐池，埃勒里从右边，他父亲从左边，开始了缓慢而有系统地仔细搜索。他们抬起座位；警官秘密地从胸前的口袋里拿出长针，试验性地探查长毛绒椅垫；借助于手电筒的光线跪在地上检查每一寸地毯。
两个侦探现在已经完成了卷防水布的任务，开始按警官的命令，从头到尾检查包厢。
在很长时间里，除了奎因警官因有些劳累发出粗重呼吸声外，其余四个人都在默默地工作着。埃勒里干得迅速而有效率，老头则相对的慢一些。当他们完成一排座位的搜索，在中间相遇的时候，意味深长地彼此相看，摇摇头，重来一次。
潘泽离去后大约有二十分钟的时间，专注于检查的警官和埃勒里被电话铃的响声吓了一跳。在静悄悄的剧院里，电话铃清晰的颤音响起来，出人意料地刺耳。父亲和儿子互相看了看对方，脑子有一瞬间的空白，然后老头笑了，沿着过道向北，朝潘泽办公室的方向步履蹒跚地走去。
他很快就回来了，微笑着说，“是潘泽，他到了费尔德的办公室，发现那地方还关着门。难怪——才九点一刻。我让他在那儿等着，直到克洛宁来。他不会等太久的。”
埃勒里大笑，他们又开始干起来。
十五分钟后，当两个人快干完的时候，前门开了，一个个子矮小穿着黑色衣服的老年妇女走了进来，站在耀眼的弧光灯下眨眼。警官一跃而起上前迎接。
“你是菲利普斯夫人，对吗？”他热情地喊道，“非常高兴你这么快就来了，夫人。我想你认识奎因先生？”
埃勒里趋身向前，以他不常见的笑容微笑着，彬彬有礼地鞠躬。菲利普斯夫人是那种典型的可爱的年长女性。她个子矮小，慈母般的样子。她隐约闪现的白发和仁慈的态度使她马上赢得了警官奎因先生的敬爱，他对中年妇女一向有恻隐之心。
“我当然知道奎因先生，”她说，“星期一晚上他对年长的妇女相当和善……我很担心让你久等了，长官！”她温柔地说，转向警官，“潘泽先生今天早上给我带了个信——你知道，我没有电话。有一次，我在剧院……我尽可能地赶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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