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晓文的肺部化为一滩血水，就是病毒源诞生的一种征兆，为此我特意通知了病理科、研究机构在内的病毒专家，有关方面对我手头上的验尸报告非常感兴趣，他们声称要做研究以及防范病毒的感染传开。但我不会轻易上当，目前很多资料是不完整的，杜晓文在毒发的时候具体有哪些临床表现，他毒发时有没有像伊波拉病毒那样，没人知道。
唯一知道这件事的只有那个下毒的凶手，但我们仍然没有查出这个人是谁。
SARSH对我的工作安排表示一丝丝的怀疑：你真的确定从病毒源下手，就会找到凶手？
她这样问，我当然要忽悠她。
“是的，只有从这个角度调查下去，才能找到凶手。”
噢。
她嘴上虽然是这样说，但她的心里根本就不相信我说的话。
但我也要假装相信她的话。
“炭疽病毒的罪犯似乎遭受了不少的磨难。”她翻到了最为关键的一页，被标题吸引，那文字是充满诱惑性的。
我慢条斯理地说：那肯定啦，你也不想想，炭疽病毒当时对全球的危险性有多大。
她还沉浸在病毒的世界里，研究着那些看似不可思议的病毒案件。
我不想在这样一个狭窄的空间里对着她，我离开实验室，在走廊上漫无目的地游行着，不知不觉间，我竟然来到了莫求的小小办公桌。之所以要用’小小’两个字啦形容她的办公室，那是因为她的办公室是从情报科的中央特区中间位置占了一席地方。她的位置边缘常常会陷入一片尴尬的场地，没有隔板，没有独立的空间，她的办公区域往往就是这样暴露在众多人的眼里。
我一时贪玩，跑过去找她，没想到她也很认真地浏览着电脑屏幕上的数据，我用手遮住了电脑屏幕，她那注意力终于转移到我的脸上，很快她就掰开我的手，无情地说：一边去，不要妨碍我工作。
“你的工作是搜集资料，但是现在没有特别的案件需要做资料搜集的。”我不以为然地说着。
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许医生，你真是贵人事忙，杜晓文的被下毒案件仍然没有侦破对吧？
我这才恍然大悟地说：对耶，遗书分析方面，声称有机会下毒杀人的很有可能是死者身边的熟人。
她咬牙切齿地说：是的，我也很愿意承认这个假设的推论，可是客观因素并不存在。杜晓文的所有背景资料我都找遍了，这家伙简直就是一个孤独患者那样，大学毕业的照片，他是稍微远离群众一点点；社交圈子方面是一片的空白，他外出消费，包括喝东西，用餐全是一个人，他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单独存活在这世上的一种个体生命那样，是脱离群众的，是孤独的，而他的孤独又是与生俱来的。你看，我连他的一张与别人的合照都找不到，多失败！我找了一整天，硬是没有找到，不得不说，这很失败，不是吗？
我哭笑不得地说：你可以从其他方面下手调查，不一定要从他的社交圈子开始调查的。
她仰天长叹地说：问题是，我那亲爱又执着的上司非要认为，下毒杀害死者的是其亲密好友，她要我找的，就是这个所谓的亲密朋友，但是我刚刚也说了，符合条件的人压根就不存在。
我还在寻思着，该如何从这个突破口找到新的天地。正如江中所说的，他性格孤僻，沉默寡言，甚少朋友的他，会无限信任谁呢？连一点戒备的心都没有。
此时，黄雁如大步流星地踏了进来，她的到来犹如一阵狂风似的，周围的纸质文件都被吹了起来。（好吧，我承认自己有点夸张了）
莫求立刻假装很认真地盯着电脑屏幕搜索的样子，黄雁如双手叉在胸前，用脚踢着我坐着的椅子。
“不要在这里影响别人。”她严厉地呵斥我。
我死皮赖脸地说：“这个叫集思广益，三个诸葛亮胜过一个臭皮匠。”
她翻起白眼：你好像说反了吧？
“不管怎么样，凶手的真正面目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仿佛就在那眼前，只要我们稍微踮一踮脚，就能碰到他的假面具。”
她没有当我说的话是一派胡言，反而是陷入了沉思，几秒过后她才反应过来。
“你的意思是，凶手一直出现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他的真正面目？”
“没有，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完全没有思考的价值。”我做出一副很欠揍的表情。
她很生气地推翻了所有的档案，全部落到地上，白色的档案与凶案现场所拍下来的照片互相重叠，交叉接口地渗在一起。
莫求一脸奔溃地说：天哪！你们不要在这里打闹好不好！这些档案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整理，分类，现在我又要重新整理过，可是我又要做资料搜集！
黄雁如掐着我的脖子，恶狠狠地说：既然你那么闲，你帮她整理这些乱糟糟的文件！
“可是你不也……”
“你整理不？！”她口中的怒气是隐藏着的，但我能发现。
我只好答应她，谁知道那未知的恐怖一旦爆发，会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弯下腰，无奈地将所有的档案按照日期与时间进行分类规划。
照片倒是挺好，不用按时间分类，只需要叠放整齐即可。
我在一张一张地叠好的同时，突然发现了杜晓文与江中合租的那个房子的照片。这是那天我们发现了他极度迷恋作为杰克私人助手的那些美好时光的一系列照片，但奇怪的是，我面对着这些照片时，心里竟然产生了异样的感觉，莫名其妙的，好像有一些地方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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