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尝试着问我：喂，我离开了，你会很难过吗？
我躲避她的问题，急着转移话题：你的东西都带齐了吗？有没有漏了其他东西。
她不满地说：请你认认真真地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
我平静地说：不要将离别弄得那么伤感，那么严肃。
她郑重其事地说：我在你的床头柜放了好几本书，那可是我最喜欢的作品，你一定要替我好好保管。
我一脸茫然地望着她，一时半会说不出话。
“只要我的书一直摆在你住的地方，就代表着我的存在！”
她响彻云霄地宣布，那样的得意洋洋，无比的自信。
半个小时就这样不太愉快甚至有点伤感地过去了。
我们几乎是以着相同的步伐慢悠悠地移动到登机入闸的地方，她拖着行李，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望着入闸处，深感惆怅，似乎对未来产生了不知名的恐惧与不安。我提醒她：进去吧，不然飞机就要起飞了。
她点了点头，拖着行李迈步前进，眼看着她快要拿出机票检查入闸，她却突然回过头对着我喊：在你的枕头底下，我放了一份礼物。
我有点反应不过来，略显迟钝地说：呃……好吧。我转过身去，突然感觉到身后有人出现了，我回过头去，她毫无预兆地搂住了我，搂着我的力度显然大了一点，搂得很紧，我都快要喘不过气，但我不敢乱动，生怕动了一点点，她都会松开，离我而去。
那个拥抱持续了多久呢……嗯……我想大概有三十秒吧？那大概是我经历过最漫长的拥抱，尽管她只是一个小女孩而已。
这一回她真的登记入闸了，临进去之前那依依不舍的眼神至今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飞机起飞了，她也走了。
我转而回到家里，迫不及待地翻开枕头底下，一探究竟那份所谓的神秘礼物是什么。
浅蓝色的包装纸，边沿布满了细小的星星，两边镶着一排莫名其妙的文字。从字母排列的风格来看，应该是德文。
我打了电话给她，但一直没人接听，我知道她在坐飞机，手机打不通是很正常的。
第二天早上醒过来时，我已经意识到房子空荡荡，就只剩我一个人了。难免会有点失落，望着无人问津的厨房，冰箱里的食物空了也没有人将其补充回来，电视机的线已经拔了，我送给她的那台电脑，她没有带走，反而留在了客厅。
我捂着脸，内心倒是很失落很孤独。
但不管怎么样，其他事情仍然需要我去解决。
我随便地吃了几个面包，就匆匆忙忙地买了船票，再次坐船赶过去。
临时处理中心，只剩下莫求一个人，她正无精打采地盯着电脑看，我走过去问她：某人怎么样了？恢复正常了吗？
她要摇了摇头：她始终放不开爱尔兰的死，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珊瑚。
我跟着附和：是啊！事情发展太快，谁能想到爱尔兰是凶手呢？对吧？
她认真又严肃地说：爱尔兰可是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凶手。
说真的，我没想到她会说这样的话。
“你说什么？爱尔兰没有亲口承认杀人的事实？”
“是的，我们那天只是阻止了他杀人，哦，不！不能用杀人来形容，因为根据张慧姗的口供所指，爱尔兰当时给她的感觉不像是一个杀人凶手。但也说不出那些感觉是什么，反正就很怪异就对了。”
我问她：有没有为张慧姗录口供？
她指着桌子的左下角说：在那里了。我已经存好备份在电脑里。
我随手捡了起来，眼睛粗略地扫视着被记载着的文字。
读着读着，我突然有了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我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一字一句地说：听着，现在你要一五一十，不偏不倚地将当天所发生的情节全部告诉我，记住！任何一个细节都不可以忽略掉。
她没有想太多，凭着刚过不久的回忆，一点一点地重温了一遍，我则听得津津有味，又深感疑惑。
她很快就注意到我的不对劲：许医生？有哪里不对劲吗？
我反反复复地念叨着：很不对劲就对了！这一回我们都上当被骗了！
她皱着眉头问：究竟怎么了？
“带我去见黄雁如，她根本不需要内疚。整件事根本一早就被安排好，这是一幕典型的借刀杀人！”
我在没有通传的情况下，闯进了黄雁如的病房，只见她心事重重，垂头丧气地站在窗户的前面，犹如丢失了灵魂那样，凝望着窗外的世界。
“你怎么来了？”她看都不用看，就知道我来了。
“关于爱尔兰的事，我有一些事情要问清楚。”我慢慢地走近她。
她的肩膀明显开始颤动，刻意地远离我：不用问了，是我失败了，抓不到他，也救不了他，否则他就不用死！
我平心静气地说：由始至终，爱尔兰都没有承认过杀人的事实，难道你对于他莫名其妙的突然行凶作案的行动丝毫不觉得奇怪吗？
“综合所有的证据，我已经充分地掌握了他的犯罪证据，还需要磨合吗？”
“对，没错，所有的证据都纷纷指出，爱尔兰绝对有足够的杀人动机，但所有人真的是他杀的？他是否有亲口承认？又或者你真的有证据证明他有杀人的事实，而不是光是凭那么一点点的杀人动机就断定他是杀人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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