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跟着蹲下身来，不顾一切地抚摸着幸乃的后背。幸乃发出痛苦的憋气声。状况明显已经不正常了，附近的看守马上呼叫了医生，我不停地叫着幸乃的名字。幸乃拼命摇了摇头，似乎想要开口说点什么。
可是，她最终也没能说出来。“那、那个……”挤出最后一点声音后，幸乃闭上了眼睛，然后依靠在我身上，发出睡梦中的鼻息。那张睡脸实在太过无忧无虑，仿佛未经世事的少女一般，我一瞬间忘了慌张，紧紧地将她瘦弱的身体抱在怀里。幸乃就睡在我的臂弯中，看起来十分幸福。
第二次是在牢房里。当时幸乃正在阅读一封已经过检查的信件，背对着我的她突然颤抖起来。“田中小姐？”察觉到不对劲的我叫了一声，幸乃带着一副马上就要哭出来的表情回过头来。“那个，我、我……”她一边说着一边歪了歪头，几秒后果然面带微笑般地陷入了睡眠。
幸乃被送到医务室后，我捡起了掉在房间中的信纸。上面写满了工整到有些神经质的硬朗字迹：“因为只有我依然相信，对我来说你是不可或缺的。我绝对会把你从那边带出来。所以，等到那个时候，请你原谅我。”
对于那样的内容我没有丝毫惊讶，只是觉得恍然大悟。一直以来抱有的一个疑问终于得到了解答。我茫然地看着那个曾出现在与律师朋友对话中的名字——“佐佐木慎一”，对自己点了点头。
之所以我去的不是监狱而是看守所，而且还被分配到了狱政管理部门，这一切虽是命运却绝非偶然。
在这五年期间，我不是通过报纸或电视上的报道，也不是通过街头巷尾的传闻，而是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着田中幸乃这个女人。并且，就在那一天，在热气升腾的横滨法院中我所抱持的违和感，如今愈发强烈。
即便在看守所中，幸乃也从不为自己的人生辩解。既不像其他死刑犯一样歇斯底里地叫嚣自己的清白，也从未有过任何狂乱的举动。而且最重要的是，每天早上巡视时，其他囚犯都为没被点到号码而松了一口气，唯独幸乃是失望的叹息。
但她同样也不是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直面自己并等待着日子一天天过去。那样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由衷悔过着自己的罪行，面对受害者会表述反省的话语，或者寄托于宗教信仰，这些在幸乃身上都看不到。没有憎恨任何人，也没有叹惜自己的不幸，从不写信，也不要求与律师见面。不提出上诉，不恳求特赦。她一心只想被处刑，并且只一味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幸乃从医务室回来后看到了我，然后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我从以前开始就有个一激动便会晕倒的毛病，给您添麻烦了。”
“现在没事了吗？”
“是，稍微睡一会儿就好了。这个病遗传自我去世的母亲。虽然大家可能会吓一跳，不过其实还挺舒服的。只是经常被人骂，说我是因为毅力不够才晕倒的。”
“我说，田中小姐。”这时候我的脑袋里只有信上的那句话——“我绝对会把你从那边带出来”，它就好像有了自己的意识，时时刻刻在质问着我。
我努力克制住双手的颤抖，望着幸乃的眼睛：“你真的没有做吗？”
“哎？”
“对不起，这个。”我将藏在身后的信递给了幸乃。那双虚弱的眼睛中顿时充满了怒意。幸乃着急忙慌想要抢回那封信的瞬间，长久以来盘踞在我心中的疑问，变成了一种确定。
这个人并没有犯罪——只是一个机会降临到了这个一心求死的女人身上。
对生活依然绝望，然后服药自杀又失败了的女人，紧接着便被传授了另一种完全不同形式的死法。极度恐惧着给别人带来麻烦，只一味忍耐着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如果这样想的话，一切就都说得通了，所有的疑问也就都有了合理解释。
当然，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在我看来完全找不到任何能为她做的事情。幸乃自己已经不想活了，我又能做什么呢？
对于那一天的我来说，完全无法想象这个问题会有答案。
那扇象征目的地的铁门被打开时，幸乃的呼吸完全慌乱了。现在她的状态已经非常接近之前两次晕倒时的样子了，我不由得想起她所说的“一激动便会晕倒”这句话。
这时候的我，头脑中回想着刑事诉讼法的条文：处于丧失神智的状态时……处于丧失神智的状态时……这句话在我心中不断重复。
“那枚粉色的纸，你准备带到哪里去呢？”刑场的大门打开时，十几级台阶耸立在我们面前，我无意识地开口问道。
幸乃很有节奏的步伐停了下来。她压抑着眼眸中不安的神色，脸色苍白地转头看向我这边。
她的呼吸更加慌乱了。我乘胜追击一口气说下去：“我在说你左手上拿的东西。你打算就这样隐瞒着一切离开吗？只要自己死了就好了吗？我一直都觉得难以接受，有句话想对你说。”
我的眼中就只剩下幸乃，甚至忘记了背后还站着看守。“怎么了，佐渡山？”连这句问话都没有听进去。
幸乃用两只手捂住了耳朵，不愿意听到似的摇着头。看着她就那样蹲到了地上，我装出要去扶她的样子，跪在了冰冷的地板上。
幸乃闭着眼睛用尽全力调整着呼吸，我则抓住了她的右手腕，慢慢将她的手从耳朵上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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