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不认为雯卡属于我。然而，她是最适合我的，一如我是最适合她的。我确定我就是那个对的人，即便时机可能不对。我预感到，总有一天，我会碾压亚历克西斯·克雷芒那种家伙，即使实现反转还需要很多年。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时，雯卡和这个男人睡觉的画面不断闪现在我的脑海中。这让我无法忍受。
那天下午，电话铃响起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昨天，也就是正式放假的第一天，父亲带着哥哥姐姐去了帕皮提。我的祖父母已在塔希提岛定居了十几年，我们家每两年就会去那儿过一次圣诞节。今年，由于成绩不尽人意，我放弃了度假。至于母亲，她决定年底去朗德，探望她的姐姐吉奥瓦娜；吉奥瓦娜刚做了个大手术，恢复得不太好。母亲明天才出发，目前，作为学校的主管人，她正在为这艘在风雪中飘摇的船只掌舵。
一大早开始，由于暴雪天气，电话就一直响个不停。在当时的索菲亚-昂蒂波利科技园，根本无法指望撒盐车和扫雪车清除路面的积雪。半小时前，母亲因为紧急事件被叫出去了。一辆送货卡车由于路面湿滑结冰，在校门口的保安值班室前侧翻，堵住了校门。陷入绝望的母亲联系了马克西姆的父亲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弗朗西斯答应会尽快赶来。
我拿起电话听筒，心想要么是恶劣天气引起的第N个紧急事件，要么是马克西姆打来取消碰面的。每星期六下午，我们都会相约去迪诺咖啡厅玩桌式足球，用录像机看连续剧，互换CD，开着我们的小摩托在昂蒂布超市停车场里的麦当劳门口转悠，最后再一起回家看《今日足球》，欣赏法甲的进球时刻。
“来一趟，托马斯，求你了！”
我的心一紧。不是马克西姆，是雯卡，声音闷闷的。我还以为她回波士顿老家了，但她告诉我她还在圣埃克苏佩里，说她觉得不太舒服，想要见我。
每次雯卡给我打来电话或对我说话，我都会重拾希望，随叫随到。我知道这样的自己有多可悲。这一次，我当然也是这么做的，还一边这么做一边咒骂自己的软弱与不自重，遗憾自己无法拥有一颗故作冷漠的强大内心。
本应在傍晚时分出现的回暖并没有如约而至。天气冷得刺骨，密史脱拉风狂暴地吹打着棉絮般的雪花。我出来得太急，忘了穿双长靴或雪鞋，脚上的Air Max耐克鞋深陷进雪地。我把自己裹在羽绒服里，弯着腰迎风前行，貌似正在追赶熊的杰里迈亚·约翰逊[1]。尽管我走得很急，而且学生宿舍区离我父母的教工楼只有一百多米，我还是花了近十分钟才走到尼古拉-德-斯塔埃尔公寓。在风雪之中，这座蔚蓝色的建筑已然失去原本的色彩，变成了被白色迷雾笼罩的一团灰影。
一楼大厅空荡荡、冷冰冰的，连学生公用休息室的拉门都被关上了。我掸掉鞋上的雪，大步流星地上了楼。在走廊里，我敲了好几下雯卡的房门。由于一直没有回应，我便推开门走了进去。明亮的房间里散发着香草和安息香的味道，那是亚美尼亚熏香纸特有的香气。
雯卡躺在床上，双眼紧闭，红棕色的长发完全被棉被遮住了。被子上反射出乳白色的光，那光来自飘雪的天空。我走近她，轻轻亲吻了她的脸颊，把手放在她的额头上。好烫。在半睡半醒中，雯卡咕哝了几个字，眼睛一直没有睁开。我决定不叫醒她，走进浴室，想给她找片退烧药。医药箱里堆满了安眠药、镇静剂、止疼药等药物，但我没找到扑热息痛。
我走出房间，敲响了走廊尽头的房门。范妮·卜拉希米的脸庞出现在门口。我知道自己可以信任她。虽然自这学期开学以来，由于彼此学业繁重，我们很少见面，但她依然是个忠实的朋友。
“嘿，托马斯。”她边说边摘掉卡在鼻梁上的眼镜。
她穿着撕裂款牛仔裤和加大号的马海毛毛衣，踩着破旧的匡威鞋，烟熏眼妆几乎令她眼里的优雅与光亮消失殆尽。不过这妆容和她正在播放的治疗乐队（The Cure）的唱片很搭。
“嘿，范妮，我需要你帮忙。”
我跟她讲了是怎么回事，问她有没有扑热息痛。就在她去帮我找药的时候，我打开了房间里的小煤气炉烧水。
“我给你找到了多利潘[2]。”她走过来对我说。
“谢谢。你能给她沏点儿茶吗？”
“好的，交给我吧。我会多加糖，免得她脱水严重。”
我回到雯卡的房间。她睁开眼，坐起来靠在枕头上。
“把药吃了，”我递给她两片药说，“你烧得太厉害了。”
她神志依然清醒，但情况很糟糕。当我问她为什么打电话叫我过来时，她泣不成声。尽管发着烧，尽管面容憔悴、布满泪痕，她还是散发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吸引力，一种难以名状的、空灵的、梦幻的气质，宛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民歌里的钢片琴声，纯净、清澈。
“托马斯……”她吞吞吐吐地说。
“怎么了？”
“我就是个恶魔。”
“胡说。干吗这么说自己？”
她向床边桌欠了欠身，拿起一样东西。起初我还以为是支钢笔，后来才意识到那是根验孕棒。
“我怀孕了。”
看着那代表阳性检测结果的小竖杠时，我想起了亚历克西斯的信，想起了那些让我心碎的句子：“不久后，我们就会组建自己的家庭。我们的孩子将把你我的命运封印成永恒。他会拥有你天使般的笑容和银色的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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