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真的，而且她生下了那孩子，小孩今年应该已经二十五岁了。也许是克雷芒的儿子或女儿要为死去的父亲复仇吧。”
我的脑子里也曾闪现过这种想法。这种可能性的确存在，但于我而言，与其说它合理，不如说它传奇。类似于侦探小说里老掉牙的情节转折。我如是回答马克西姆，但没能完全说服他。接着，我决定和他谈谈目前我认为最紧要的事。
“还有件事我得跟你说，马克西姆。二〇一六年初，我回法国做新书宣传时，和鲁瓦西机场的边检工作人员吵了一架。那个白痴故意侮辱一个变性人，管那人叫‘先生’。那件事闹得挺大的，我被拘留了几小时，然后……”
“他们记录了你的指纹！”他猜测道。
“是的，我的指纹被收录进了国家数据库。也就是说，时间紧迫，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一旦尸体和铁棍被发现，如果上面还留有一个指纹，我就会被查出来，接着被逮捕和审讯。”
“那会改变什么吗？”
我把前一天夜里在飞机上做的决定告诉了他：
“我不会把你们扯进来，你，还有你爸爸。我会把一切都揽在我自己身上。我会说是我一个人杀了克雷芒，然后让艾哈迈德帮我处理了尸体。”
“没人会相信你。还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牺牲你自己？”
“我没老婆，没孩子，也没有所谓的生活。我没有什么害怕失去的。”
“不行，这没道理！”他一边眨眼一边吼道。
马克西姆眼圈乌黑，面色憔悴，看起来像两天没合眼似的。我的提议非但没能安抚他的情绪，反倒让他更紧张了。经过一再的坚持，我终于明白了其中原因。
“警察已经查出些东西了，托马斯。我确定，你没法把我择出去。昨天晚上，我接到昂蒂布警局的一通电话，打电话的是局长本人，樊尚·德布鲁因，他……”
“德布鲁因？和以前那个法官是一家的？”
“对，是他的儿子。”
这显然不是个好消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若斯潘政府曾任命伊万·德布鲁因为尼斯大审法院院长，决心给蔚蓝海岸地区的官商勾结现象致命一击。可怕的伊万（他喜欢人们这么称呼他）前来赴任时，仿佛白色骑士一般高调。他在这里一待就是十五年，始终致力于打压共济会网络和民选代表的贪污受贿行为。这位法官最近退休了，让某些人松了口气。说实话，在这一带，虽然很多人都讨厌德布鲁因和他的达拉·基耶撒[1]做派，但即便是诋毁他的人也不得不认可他那股韧劲。如果他的儿子遗传了他的这些“优点”，那么紧紧咬住我们不放的，将是一个有手腕的警察。民选代表以及所有和名流显贵沾边的人都是他的敌视对象。
“德布鲁因具体和你说了什么？”
“他让我赶紧去警局见他，说有事要问我。我跟他说今天下午过去。”
“那你快去吧，这样我们就能心里有数了。”
“我害怕。”他向我坦白。
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尽力安慰他说：
“这又不是个正式的问询。德布鲁因可能是受了什么人的蛊惑，应该是想从你这儿钓些信息。要是真知道了什么具体情况，他就不会这么行事了。”
马克西姆皮肤上的每个毛孔都散发着焦躁不安。他又解开衬衫的一粒扣子，随后擦了擦额上的大颗汗珠。
“头上顶着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我再也没法生活了。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些都说出来……”
“不，马克西姆！努力坚持住，至少这个周末要挺住。我知道这很难，但有人正在想办法吓唬我们、动摇我们。不要上当。”
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调整了自己的状态，似乎恢复了平静。
“我这边会去调查。你也看到了，现在情况很乱。给我点儿时间，我得查清楚雯卡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吧，”他表示同意，“我这就去警局。等我消息。”
我看着好朋友走下石阶，踏上薰衣草地里的蜿蜒小径。马克西姆越走越远，他的身影也越来越小，渐渐变得模糊，直到被那片淡紫色吞没，消失不见。
离开校园前，我在阿格拉大楼前停了下来。在这座碟形玻璃建筑的中心，矗立着学校历史悠久的图书馆。在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没有一个人会使用“资料信息中心”这个官方叫法来指代如此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
中午的下课铃声刚刚响过，解放了一大群学生。如今，进阅览室需要刷门禁卡，可我却潇洒地跳过了闸机：在地铁里，我见过流氓、穷学生和共和国的总统们这样做。
走到前台时，我认出了埃莉纳·布克曼，学校里的人都叫她泽莉。这位足够自负的荷兰裔知识分子对任何事情都持有一种决定性的看法或基本在理的观点。当年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装腔作势，喜欢显摆自己的健美身材。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位图书管理员如今看起来像极了不修边幅的诺瓦奶奶[2]：圆边眼镜、方形脸、双下巴、灰色发髻、臃肿的娃娃领毛衣。
“你好，泽莉。”
多年来，除了管理图书馆外，她还负责校园的电影放映、广播节目以及索菲亚·莎士比亚公司的运营。后者的名字有点夸大其词，其实就是学校的戏剧俱乐部，我母亲管理预科班时曾为这个俱乐部花了不少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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