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殃及池鱼”的典型事件。当时的共和国法官伊万·德布鲁因（他的儿子就是即将询问马克西姆的警察），一心想要扳倒当地的几个民选代表，他怀疑他们收受了不少贿赂，尤其是来自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的。所以一直以来，弗朗西斯都是这位法官的打击目标。关于弗朗西斯，大部分谣言都不太靠谱，比如有人说他给卡拉布里亚黑手党洗钱，但有些却很容易坐实。为了拿到公共工程项目，他很有可能买通了一些政客。在想方设法对付弗朗西斯时，法官在一份文件中看到了我父母的名字：弗朗西斯在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做了不少项目，有些不太符合招标规范。被调查期间，母亲被关在尼斯西北部奥瓦尔警局一座肮脏的营房里，在一个小板凳上坐了二十四小时。第二天，我父母的照片被刊登在当地报纸的头条。画面的黑白剪辑风格即便用在连环杀人夫妇身上也不会让人觉得奇怪。那形象，类似于犹他州的嗜血情侣，也有点儿像肯塔基州的农民杀手。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我的父母无所适从，双双从国家教育系统辞职。
虽然那时我已不在蔚蓝海岸生活，但这一事件仍让我觉得忧心。我的父母的确有各自的缺点，但他们都是诚实的人。他们恪尽职守，始终以学生利益为重，实在不该落得个臭名昭著的下场，令他们曾经的所有业绩都遭到质疑。一年半后，调查毫无结果，以“不予起诉”终结。但创伤已然留下了。直到今天，埃莉纳·“泽莉”·布克曼这类蠢货和小人还在拿这桩破事嚼舌根，看似轻描淡写一语带过，却含沙射影。
我用挑衅的目光盯着她，直到她垂下视线，看向键盘。即便她已一把年纪，即便她长着一张慈祥的奶奶脸，我还是想举起键盘，砸烂她的脑袋。（不管怎么说，我毕竟是个真正的杀人犯。）但我什么也没做。我强压住怒火，得为接下来的调查储备力量。
“我能把它带走吗？”我指着皮亚内利的书问道。
“不行。”
“下星期一前还给你，我保证。”
“不行。”泽莉态度坚决地反对，“这是图书馆的书。”
我才不管她怎么说，把书夹在胳膊下转身就走，边走边给她扔下一句话：
“我想你是搞错了，在系统里确认下吧，馆里根本就没有这本书的信息！”
我走出图书馆，绕过阿格拉大楼。像马克西姆一样，我也穿过薰衣草地，抄近路离开了校园。今年的薰衣草，花开得极其早，但那绽放的花海远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好像有什么东西失常了似的。一股金属和樟脑味随风飘来，我却闻到了一股令人眩晕的血腥味。
* * *
[1] 达拉·基耶撒将军，巴勒莫行政长官，致力于打击黑手党，在被任命几个月后被暗杀，其妻子和贴身警卫也没能逃脱厄运。
[2] 一个法国品牌，生产酸奶、奶酪、奶油、蛋糕等食品，其商标形象是个白发老奶奶。
第6章 雪景
速度、大海、午夜，一切灿烂的东西，一切黑色的东西，一切使人失去自我、也能让人找回自我的东西。
——弗朗索瓦兹·萨冈，法国作家
1992年12月20日星期日
谋杀发生的第二天，我醒得很晚。前一天晚上为了睡着，我吞了两片在家里浴室找到的安眠药。今天早上，屋子里空荡荡的，冰冷刺骨。母亲天亮前就出发去朗德了，熔断的保险丝切断了暖气。依然昏昏沉沉的我，用了整整一刻钟才把电表鼓捣好，给家里通上了电。
我走进厨房，看到了母亲留在冰箱上的暖心字条，她给我准备了吐司。窗外，阳光照耀着白雪，让我觉得仿佛置身于伊索拉二〇〇〇滑雪场。弗朗西斯在那里有座木屋别墅，几乎每年冬天都会邀请我们去玩。
我机械地打开收音机，调到法国新闻广播电台。从昨晚起，我变成了一个杀人犯，但太阳照常升起，地球依旧转动。萨拉热窝恐怖事件，忍饥挨饿的索马里儿童，血源感染丑闻，巴黎圣日耳曼和马赛足球俱乐部的血腥对战。我冲了杯黑咖啡，吃掉了吐司。我是个杀人犯，但我真的好饿。在浴室里，我在淋浴头下待了半个小时，吐掉了刚刚吃下的东西。接着，像前一晚那样，我用马赛皂刷洗身体，但我觉得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血已然渗透进了我的脸颊、嘴唇和皮肤，而且永远留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蒸腾的雾气令我头晕目眩，险些昏倒。我焦躁不安，脖子僵硬，双腿颤抖，胃部酸灼痉挛。我的意志已彻底沉沦。由于难以面对现实，我甚至产生了灵魂出窍的感觉。必须终止这种状态。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然后正常地生活下去，可我永远都做不到。我走出浴室，决定去警察局自首。然而，几乎就在下一分钟，我改变了主意：如果我说出真相，那么马克西姆和他的家人也完了。他们是帮过我、为我冒险的人。最后，为了不被焦虑吞没，我套上运动服，准备出门跑步。
我环湖跑了三圈，全速奔跑直到精疲力竭。眼前都是白色和冰霜。我被这景色迷住了。在飞奔之时，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融入了大自然，仿佛树、雪和风把我吸入了它们晶莹剔透的世界。在我周围，只有光与纯粹。那一方冰天雪地，纯净得几乎不真实。我再次相信，在那张白纸上，自己可以书写未来生活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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