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大楼，从图书馆门口的闸机上跳过去，来到了主借阅室。好消息，泽莉不在。通过软木板上的一张小公告，我得知她一手负责的戏剧俱乐部会在每星期三和星期六的下午办活动。
在图书馆前台值班的，是一个戴眼镜的姑娘。她盘腿坐在办公椅上，完全沉浸在一本英文书里：查尔斯·布可夫斯基的《论写作》（On Writing）。她相貌温和，身穿娃娃领海魂衫、粗呢短裤、绣花裤袜，脚上是一双双色高帮皮鞋。
“您好，您是埃莉纳·布克曼的同事吗？”
她把目光从书上移开，微笑着抬头看向我。
直觉告诉我，我挺喜欢这个姑娘的：喜欢她一丝不苟的发髻，那发髻与她鼻孔里镶嵌的宝石形成强烈反差；喜欢她耳后的蔓藤文身，那花纹沿着她的脖颈向下延展，最终消失在她衬衫的衣领下；喜欢她用来喝茶的马克杯，杯子上印有“读书很性感”的字样。我很少对人产生这样的好感。这当然不是什么一见钟情，却能让我意识到，我对面的这个人是我这边的，而不是和敌人一伙的，也不是茫茫人海中与我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的人。
“我叫波利娜·德拉图尔，”她自我介绍说，“您是新来的老师吗？”
“不是，我……”
“我在开玩笑啦，我知道您是谁。托马斯·德加莱。今天上午在栗树广场，所有人都看到您了。”
“我曾是这儿的学生，很久以前了，”我解释道，“说不定那会儿您还没出生呢。”
“您这话说得太夸张了。如果真想夸我年轻的话，您还得说得更狠些。”
波利娜·德拉图尔一边笑，一边把一绺头发顺到耳后，松开盘着的双腿站起身来。我明白自己为什么喜欢她了。她能把多种不同的特质集结在一起：性感迷人，却丝毫不矫揉造作；热爱生活，又透着一股浑然天成的优雅，让人觉得，不管她做了什么，都不会和庸俗沾边。
“您不是本地人，对吧？”
“本地人？”
“我是说南方人，蔚蓝海岸这一带。”
“不是，我是巴黎人，六个月前过来的，那会儿刚好有这个职位。”
“也许您可以帮到我，波利娜。我在这儿上学时，有一份名叫《南方信使》的校报。”
“现在还有。”
“我想查阅旧刊。”
“我给您拿过来。您想看哪年的？”
“一九九二到一九九三学年吧。如果您能帮我找到那个学年的年鉴就太棒了。”
“您是想查什么特别的信息吗？”
“关于一个老校友的信息：雯卡·罗克维尔。”
“哦，原来是雯卡·罗克维尔……在我们这儿，想不知道她都难。”
“您是指斯特凡纳·皮亚内利那本书吗？就是被泽莉禁掉的那本。”
“我是指那些我每天都能碰见的小公主，她们只不过读了《使女的故事》的前三章，就高举起女权主义的大旗了。”
“离经叛道的少女们……”
“她们试图利用雯卡的经历，把她塑造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而实际上，可怜的雯卡·罗克维尔并非如此。”
波利娜·德拉图尔敲击着电脑键盘，查找着我想看的资料，随后在一张便签纸上记录下了相关索引号。
“您可以先找个地方坐下。我找到那些报纸就给您拿过去。”
我坐在了当年常坐的位置上：阅览室最里面的隐蔽角落，紧挨着窗子，窗外是一个方形小院，长满常春藤的温泉和铺石路面，显得这院子和校园的建筑风格格格不入。小院被一条粉红色长廊圈起，总会让我联想到修道院。唱上几曲圣歌，就能在这儿祈祷静修了。
我把从父母家找到的青绿色依斯柏背包放到桌上，拿出纸笔，就好像要开始写论文似的。这让我觉得很舒服。一旦身边布满书籍，沉浸在学习的氛围中，我整个人就会平静下来。我能真切地感受到，焦虑正在慢慢消退。这和安眠药一样有效，只不过携带起来没有药片方便而已。
阅览室的这个角落名头响亮——“文学陈列馆”，弥漫着融化的蜂蜡和蜡烛的味道，仍然保留着当年的魅力。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座圣殿中。书架上，老旧的文学教科书落满灰尘。在我身后，是一张维达尔-白兰士版的老地图（我上学那会儿它就已经过时了），呈现着一九五〇年的世界版图，以及如今已然消失的国家：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等等。
普鲁斯特的玛德莱娜蛋糕效应正在发挥作用，记忆在一点点复活。就是在这里，我习惯了写作业、复习功课；也是在这里，我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部 短篇小说。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起父亲的话：“你生活在一个浪漫的文学世界里，而真正的生活并非如此。生活，如战争般残暴无情。”还有母亲对我的评价：“你没有朋友，托马斯。你唯一的朋友就是书。”
这的确是事实，而且我引以为傲。我一直认为，书可以拯救我，可我一生都能如此吗？或许不能吧。这难道不是让-克里斯托夫·格拉夫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吗？他难道不是在写信提醒我这一点吗？终有那么一天，书籍将他弃于荒野，令他即刻选择了死亡。为了查清雯卡·罗克维尔事件，难道我不该走出被书保护的世界，直面我父亲口中的灰暗与暴力，奋起抗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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