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和范妮继续一边观察老同学，一边唤醒当年的记忆。在听她说话时，我忆起了自己为什么一直以来都很欣赏这个姑娘：她精力充沛，同时还拥有万能的幽默感。然而，范妮的童年并不美好。她的母亲是个肤色亚光的金发美女，眼神既温柔又摄人心魄，在戛纳十字大道上的一家时装店里做店员。我们上小学一年级时，她抛下丈夫和三个孩子，跟老板去了南美。范妮的父亲原本在工地打工，后来由于工伤瘫痪在床。在被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录取为寄宿生之前，她跟父亲还有两个哥哥（坦率地讲，那两个哥哥都是蠢货）共同生活了将近十年。三人住在一处老旧的廉租房里，跟昂蒂布-朱安雷宾旅游指南里描述的街区相比，那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范妮又发射了几枚毒舌炮弹，言语轻佻却悦耳（比如，“艾蒂安·拉比特还顶着一颗龟头脑袋”）。随后，她嘴角扬起意味深长的微笑，凝视着我说：
“生活改变了某些人的角色，而你，却始终没变。”
她把徕卡相机的镜头对准我，一边按下快门，一边大说特说道：
“全班成绩第一，形象高雅，无可挑剔，永远是那身漂亮的法兰绒外套和天蓝色衬衣。”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绝对不是在夸我。”
“那你就错了。”
“女生们只喜欢坏小子，不是吗？”
“你说的是十六岁的姑娘，不是四十岁的女人！”
我耸耸肩，眯起眼睛，把手搭在额头上遮挡阳光。
“你在找谁吗？”
“马克西姆。”
“我们未来的议员吗？我和他在体育馆那边抽了根烟，咱们这届晚上就在那儿聚会。他好像一点儿都不急着搞竞选造势。妈的，你看见奥德·帕拉迪那张脸没？跟刷了层漆似的。可怜虫！你确定没有爆米花吗？我能在这儿坐上几个小时。眼前这场景几乎可以和《权力的游戏》媲美！”
不过，当范妮发现两个员工正在搭建讲台、准备话筒时，她的热情马上就像是被泼了冷水似的熄灭了。
“天哪，我可不想听这些正式的讲话。”她站起身对我说。
在台阶的另一头，斯特凡纳·皮亚内利正在一边和专区区长对话，一边做着笔记。与我目光相接时，这位《尼斯早报》的记者对我做了个手势，大概是“别动，我马上过来”的意思。
范妮掸了掸牛仔裤上的灰，用她独有的腔调，放了最后一记狠话：
“你知道吗？这个广场上的男人，没和我睡过的没几个，你就是其中之一。”
我本想幽默风趣地回应她，却没能找到一句合适的话，因为她并没有在开玩笑，夸张的言语里透着忧伤。
“你那时喜欢的是雯卡。”她回忆说。
“没错，”我承认道，“我爱上了她。这里的男生差不多都这样，不是吗？”
“是的，不过你一直都把她想得太完美了。”
我叹了口气。自从雯卡失踪、她和老师的恋情曝光后，流言蜚语四处流散，把这个年轻女孩塑造成了法国版的劳拉·帕尔默[4]。整个事件也变成了帕尼奥尔国度[5]的《双峰》。
“范妮，你不会也和其他人一样吧。”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好啦。也许当鸵鸟更轻松吧。就像歌里唱的：‘闭上眼睛活着很容易。’”
她把相机放进包里，看了看手表，冲我举起半满的香槟酒杯说：
“我要迟到了，本不该喝这东西的。今天下午我值班。回见，托马斯。”
校长开始讲话了，这类空洞无聊的演讲是国民教育界某些公务员的专长。吉拉尔女士是巴黎人，来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当校长还是不久以前的事。她对学校的了解仅限于官方资讯，背书似的重复着专家、高官的陈词滥调。听她讲话，我不禁犯起嘀咕：我的父母为什么没有出现？作为老校长，他们应该受到了邀请。我徒劳地在人群里寻找着他们的身影，越想越不对劲。
在唱完“我校始终秉承的价值观，是宽容，是机遇平等，是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交流”这段老调之后，校长开始列举历届毕业生中的十几个“杰出人物”。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我的名字被宣布并响起掌声时，几束目光投向了我。我挤出一个不太自然的微笑，点头示意了个含糊的“谢谢”。
“这下完了，你暴露了，艺术家。”斯特凡纳·皮亚内利一边坐在我身旁，一边提醒我说，“几分钟后，就会有人过来找你在书上签名。他们会问你，米歇尔·德吕克[6]的狗在拍摄间隙会不会叫，安妮-索菲·拉比克斯”[7]在没有镜头对准她时是不是还是那么和蔼可亲。
我尽量避免激起皮亚内利的表达欲，但他依旧滔滔不绝地说道：
“还会有人问你，在《和你共度的几天》那本书的末尾，你为什么要让主人公死掉。你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何处，以及……”
“放过我吧，斯特凡纳。你那会儿想跟我说什么来着？那篇文章是怎么回事？”
他清了清嗓子说：
“上个月你不在蔚蓝海岸？”
“不在，我是今早到的。”
“好吧。你听说过‘五月骑兵’吗？”
“没有。不过，我猜想，他们应该不会出现在卡涅的赛马场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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