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口中所说的遭遇，有没有什么古怪或不合理之处？”
矶村一听，有半晌没有开口说话，我无法判断他现在的表情是皱起眉头，还是瞪大了眼睛。声音是我判断他人心情的唯一线索。
“村上先生——”矶村的语气变得相当谨慎，“难道你认为阿龙的经历有什么可疑之处？”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哥哥可能是伪遗孤，他可能根本不是村上龙彦，这些话实在有点难以启齿。
“嚓”的一声轻响之后，我闻到一股烟味随着冷风飘来，那味道相当辛辣，感觉会渗入五脏六腑。
“过阵子就要进行反方询问了。下次开庭，轮到阿龙上台做证，要是传出丑闻，对我们相当不利。”
“我只是——”
“你怀疑阿龙，是基于什么理由？”
“我的外孙女需要有人捐一颗肾脏给她，我求哥哥接受检查，但他说什么也不答应。我跟哥哥说，只要先接受检查就行，捐不捐还可再商量，但他连接受检查也不肯。”
我求哥哥了吗？等等，我求哥哥接受检查了吗？
记忆中的画面变得朦朦胧胧，仿佛罩上了半透明的袋子一般。当初在岩手县的老家，我到底跟哥哥说了些什么话，我竟然已没什么印象。越是努力回想，半透明的袋子反而层数越来越多，画面越来越模糊。
我不由得按住了额头，拼命甩动脑袋。
没错，我确实已跟哥哥提过捐肾的事，绝对不会错。
“偏头痛？”矶村问。
“没事。”我回答。
这多半是将镇静剂配烧酒服用的副作用吧。我试着凝聚意识，半透明的袋子一层一层破裂，记忆重新恢复了清晰。
“连接受检查也不肯，不是有些古怪吗？”我接着说道。
“舍不得捐出器官是人之常情。”
“就算我提出DNA鉴定的要求，哥哥也一定会拒绝。我曾考虑过瞒着哥哥偷偷送样鉴定，但我眼睛看不见，没办法偷捡他掉的头发。”
“以这种方式进行DNA鉴定恐怕有困难。访日调查团中，提出鉴定要求的遗孤或候补亲人也不少，我曾听他们提过。由于头发本身没有核细胞，直接拔下来的头发可进行鉴定，但自然脱落的头发不行。”
就算我趁哥哥睡觉时偷拔他的头发，也一定会被察觉。看来只能靠搜集线索来查出真相了。
“喂！你怎么乱丢烟蒂？”前方传来严厉的斥骂声。
鉴定是不用想了。我身旁的矶村发出了衣服摩擦的声音。前面那个人咂了咂嘴，脚步声逐渐远去。
这种随手乱丢烟蒂的习惯，是什么时候养成的？
“——最近到处都禁烟，走到哪里都会挨骂。”矶村也咂了咂嘴，“村上先生，这是一场相当重要的诉讼，希望你能协助我们。”
“我反对哥哥继续打这场官司。明知道赢不了，这么做只是在浪费时间与金钱——”
“连亲人都抱着这样的想法，阿龙承受的压力一定不小。你不明白这场诉讼的重要性，可见你一定不知道我们几十年来过着多么煎熬的生活。”
“战败的时候，我在东北也吃了不少苦。在难民收容所里——”
“阿龙跟我说过，你在战后第一年就顺利回到了日本，而我们可是被扔在中国长达数十年，你跟我们可说是天差地远，我希望你能仔细听一听遗孤的心声。”矶村谈起这个话题，语气仿佛蒙上了一层悲伤的阴影，“我在一九四四年前往东北，当年我才八岁。指派给我们那团人的土地太过贫瘠，不适合发展农业。‘拓殖委员会’早在事前土地勘查时就已得知这一点，却以‘这里是战略上的重要据点’为由，硬把我们那团人分发到那个地方。东北有着天寒地冻的气候，洗好晾起来的衣服，到早上都会变成冰柱。我们只能住在莎草编成的草屋里，从缝隙灌进来的风雪几乎快把我们冻死，连鼻水也快要结冰，当时我母亲常告诫我‘别让鼻水挂在脸上’。不论煮饭还是洗衣服，用的都是融化的雪水。”
跟他的情况相比之下，当时我在东北的家庭要富裕得多，不仅拥有十町步（约十公顷）的肥沃农田，而且还有余力雇用苦力（中国的基层劳动人口）。
日本战败后，有十多万人送命，死因各不相同。有的在与苏联军队的战斗中丧生，有的被掳到西伯利亚后丧生，有的因日本政府的全体动员令而丧生，除此之外，还有饥饿、严寒、疾病，以及——自杀。
在我的眼前，应该是一幅美丽的景色，这里有着直径长达三十米的喷水池、苍翠的树木，以及花坛里色彩缤纷的花朵。但听着矶村的话，浮现在眼皮内侧的画面仿佛逐渐遭乌云笼罩。我甚至可以闻到类似铁锈味的血腥臭气。矶村在法庭上做证时，声音一定也跟现在一样痛苦而嘶哑吧。
“我的母亲为了保住我的性命，只好将我交给中国人扶养。中国有句话说‘棒下出孝子’，意思是教育孩子必须严厉。养父母深信这句话，因此对我相当严格。”
矶村说到这里，突然低声唱道：“追着野兔的那座山——钓着鲫鱼的那条河——”那是一首著名的童谣《故乡》。矶村唱了两句后接着说道：“当初在中国的时候，我为了不让自己忘记日语，经常唱这些童谣或民谣，但我只能偷偷唱。我的境遇跟阿龙不同，养父母对我一点也不好，因此我不喜欢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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