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请问出口要怎么走？”
“这里的路有点复杂，常常会搞得人一头雾水，实在应该在墙上贴一张大地图才对。来，请往这里走。”
我感觉导盲杖突然遭到拉扯，一时之间差点摔倒，赶紧说：“请不要拉这根棍子，很危险。”
“哎呀，真是抱歉，是我一时心急。”
对方放开了手，于是我将导盲杖的前端放回地面上。
“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让我抓着你的右手肘？”
“我都这把年纪了，手肘像枯树根一样，如果你不介意，请抓吧。”
我用左手抓住老妇人的右手肘，一边敲打右手中的导盲杖，一边跟着她前进。老妇人似乎左足微跛，走路慢条斯理，令我感到安心。
“你也是遗孤吗？”
“不，我是遗孤的亲人。”我说。
“你的家人们一定也吃了不少苦吧？我不是遗孤，是遗妇 [1] 。当年在东北——”
老妇人边走边絮絮叨叨地说起了自己的过去。我抓着她的手肘，无须花太多心思在注意环境上，因此可以一边走一边听她说话。
“——日本战败后，有很多日本女孩像我一样为了活下去而嫁给中国人。不仅能求得温饱，连自己的家人也能受到照顾，当时哪个日本女孩会拒绝？”
老妇人接着对我解释，当时的中国还存在着“童养媳”的风俗，许多人会事先买下将来要作为妻子的女童。在一九五〇年的《婚姻法》明文禁止这种做法之前，买卖婚姻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我为了亲人着想，只好嫁给了东北人。当时就算是在日本的农村，为了维持家庭生计而结婚也是常有的事，穷到必须卖身的少女更是不少，因此我并不特别感到排斥。”
说起结婚，我突然想到了一件往事。从前我曾询问哥哥为何一直不结婚，他迟疑了许久后回答：“一个当不成日本人也当不成中国人的窝囊汉，怎么讨老婆？”
然而，已婚的遗孤相当多，大多数都曾娶过或嫁过中国人。哥哥年过七十依然未婚，恐怕有难言之隐。例如，因为某种缘故而必须躲避追踪的假遗孤，当然不适合拥有家庭。
哥哥的真正身份到底是什么？
“我在一九八五年刚回国时，日本对我来说简直像外国一样。”老妇人接着说，“但是到了夏天，我看见大家在跳盆舞 [2] ，就忍不住流下了眼泪。直到那一刻，我才深深体会到自己回到了祖国。”
“——你一定有过许多悲惨的遭遇吧？”
“为了善加利用这些经验，我在这里接受遗孤们的咨询。如果你的家人有任何这方面的烦恼，欢迎来找我聊一聊。我每星期的二、四、六都在这里。”
“咦？你也是援助团体的职员吗？”
“是啊，我是这里的义工。”
既然她也是职员，或许有机会——
“请问——周围有没有可疑人物在偷听？”
“咦？可疑人物？”老妇人停了下来，我感觉到她的手肘晃了几晃，“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是这样的，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若有我帮得上忙的地方，你尽管说吧。”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当初跟我在同一个开拓团里生活过的人？”
“这个嘛——可以查名册，上头记载了所有查得出来的数据，包含开拓团各家族成员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籍贯、出发日期、开垦地点、后来的下落等等。”
“你能帮我查一查吗？”
“当初是以同乡组团为原则，团员们在归国后大多有所往来，要找到从前的旧识应该不难。”
“刚刚那位比留间先生不肯帮我查，因此这件事务必请你帮我保密。”
“比留间先生不帮你查？这不可能吧？平常他总是很亲切地为遗孤们解决问题呢。”
“我想向熟知当时情况的人询问关于我哥哥的事，请你帮帮我。”
“好，我很乐意。”
我说了声谢谢，递出一张写着联络方式的名片，在公民馆外与老妇人道别。幸好公民馆的门口处有一幅用凹凸线条标示道路、建筑物及地形的盲人专用点字地图，让我得以事先确认了出租车乘车点。
左边的车道上有一阵汽车引擎声自后方靠近，超越我之后在前方不远处刹车。我走到该处，听见前方左右两边不断有往来的汽车引擎声，于是我贴近人行道的建筑物，前进时尽量跟建筑物保持平行，在导盲杖不再敲到身旁墙面的地点停下脚步，并将脚尖的方向调整至正对着前方。接下来，就是必须把握车声消失的时机穿过马路。
若是常走的路线，我可以在穿越马路后的地点找一个标志物，如此一来，我就可以确信自己平安抵达了马路的正对面。但第一次造访的地方，几乎没有什么讯息能让我确认前方的状况，穿越马路时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正当我迟疑着不知该在什么时机过马路时，导盲杖的前端敲到左边一个类似电线杆的物体。我伸手仔细一摸，那杆状物上有个方箱，上头刻着点字，似乎是个带有提示音功能的信号灯。我按下上头的“视障专用钮”，过了一会儿便听见模拟小鸡叫声的电子音，这表示已转变为绿灯。在有这种提示音装置的十字路口，就算前进的角度有所偏差，也能借由前方传来的电子音随时调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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