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我听见高跟鞋的清脆声响快步离去。
“我很想让你也看一看，可惜你的眼睛不方便——”
“没关系，我并不是怀疑你们，只是手腕突然被抓住，吓了一跳。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我说。
“你知道徐浩然这个人吧？他是否曾跟你联络过？”嘶哑的声音说道。
这个人说话口气相当蛮横霸道，令我想起了战争期间的关东军士兵。对于他的问题，我不敢贸然说出真话。那个偷渡进入日本的徐浩然，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村上龙彦，倘若此话属实，这意味着他是个在平成年号已过二十多个年头的现代，依然无法回归祖国的遗华日侨，更是——我的亲哥哥。我的一句话，可能会害他被强制遣送回中国。
“那是谁？他姓徐？是个韩国人吗？”我问道。
“别装疯卖傻了。他是个中国人，应该曾跟你接触过。”
“你们会不会认错人了？”
“徐浩然是个在中国遭到通缉的罪犯，他很擅长欺诈，他企图诓骗拥有日本国籍的人，好取得居留资格。他还有一些同伴，这些人也参与其中。”
“不会吧——”这话一出口，我赶紧闭上了嘴，但已经太迟了。
“看来你认识他。”嘶哑的讪笑声传来，“你已经被他骗得团团转了，快告诉我他在哪里。”
我心中迟疑，不晓得该不该说出曾接到他电话一事。难道徐浩然只是为了伪装成遗孤，才调查了村上龙彦的经历，然后打电话来诓骗我？抑或，这些都是想要将他逮捕归案的入管局人员所胡诌的说辞？我到底该相信哪一边？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说道。
嘶哑的声音咂了咂嘴，朝我踏出一步，我可以清楚感受到他的敌意与暴躁的情绪。
“好吧，算了。”另一个男人开口，“如果徐浩然再跟你接触，请你一定要联络我们。这个人满嘴谎言，说起谎来连他自己也信以为真，难怪每个人都被他唬得一愣一愣的。”
特别看护赡养院的泡茶间里，看护人员与老人的闲聊声此起彼落。有的人说话快得像连珠炮，仿佛要利用人生最后的时间能说多少就说多少，也有人说得相当缓慢，简直像是机器生了锈一般。但所有的声音都有个共通点，那就是语气开朗愉快，不带丝毫感伤。
右边还不时传来将棋或围棋的棋子在棋盘上碰撞的声音。
我坐在椅子上，一边喝着绿茶一边等待。没过多久，我听见了宛如尖叫的吱嘎声响逐渐靠近，最后停在我的桌子对面。
“我是曾根崎源三，真是非常抱歉，我只能坐着轮椅跟你说话。”
这个人的声音让我联想到涩柿子。第二代遗孤张永贵告诉我，这个人也曾到过中国，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找村上龙彦，也就是我的哥哥。
“你好，我是——”我站了起来，隔着桌子伸出右手。
“抱歉，我是左撇子。”对方说。
于是我改为伸出左手。对方的手掌宛如受尽寒风摧残的枯枝。
“我是村上和久。”
“噢——！”曾根崎的沙哑嗓音中带着几分感叹与兴奋，“你是村上家的次男，对吧？”
“是的。曾根崎先生，你也去过中国？”
“对，我是长野县出身。”
“长野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去中国人数最多的一个县？”“没错，这是县的方针。早在大正年间，长野县的信浓教育会就以海外发展主义为主流，把到海外去当成五大教育宗旨之一。老师一天到晚跟学生强调海外有多么美好，鼓励学生到海外发展。每个市镇都设置了信浓海外协会分部，学校也设立了‘拓殖科’。我的父亲就在教育界工作，经常对我提起这些。”
我突然想起那位担任义工的老妇人曾经提过，“当初是以同乡组团为原则”，我家是岩手县，为何这个人却是长野县出身？
“曾根崎先生，你不是岩手县人？”
对方突然陷入了沉默。周围老人们的欢谈声似乎变得更响亮了。
“——同乡组团不是绝对原则。我们真的在同一团里，听到战败的消息后，我们还一起逃难，你不记得了吗？”
曾根崎不仅吞吞吐吐，而且似乎急着辩解。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隐瞒了什么？
“抱歉，我当时才四岁——”
“嗯，这么说也对，你那时年纪还小。我却是记得清清楚楚，简直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
“曾根崎先生，听说你战后一直在寻找我哥哥？”
“——是啊，我一直在找他。如今我晚上做梦，还是常常梦到你哥哥被松花江的滚滚河水吞没的那一幕。我当时实在应该背着他渡河才对，但是我那时候实在是自顾不暇——”
这句应该是曾根崎的真心话吧。他的声音让我联想到一棵伤痕累累的老树，一字一句都是充满了血泪的肺腑之言。
“曾根崎先生，这不是你的错。”我也受了他的影响，心中百感交集，“——那个时候，母亲选择背负年幼的我，而不是哥哥，所以哥哥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渡河——结果他就被冲走了。”
回想起来，不管是在中国东北，还是战后的贫穷日本，母亲一直是全心全意地照顾着我。但在我四十一岁失明之际，母亲也成了我宣泄怒气的对象。我满心认为自己罹患眼疾，全是当年在难民收容所内营养失调所致，最大的证据就在于当时我两眼失明了一阵子。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恨母亲愚蠢，当初竟然相信关东军会保护开拓团，因而延误了逃难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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