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等——“哥哥”是中国人吗——？
他会不会是个日本人，一个找不到身份担保人，因而无法返回祖国的遗华日侨？母亲会不会是基于同情，才假装他是自己的儿子？不——这还是说不过去。就算是日本人，母亲没有理由为一个毫无瓜葛的外人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一旦母亲将这个人认定为自己的儿子，义工团体就不会再花时间去找真正的“村上龙彦”。换句话说，一旦将假货认定为儿子，就等于放弃了与真正的儿子重逢的可能性。
我回想起一件事。当年出发逃难前，母亲曾在家里的柱子上用日文及中文刻下了姓名及老家地址，当时母亲告诉我的理由是“爸爸要是回到家里却找不到我们，一定会很焦急，得让他知道我们已经回日本了”。但冷静想一想，母亲何必连一起生活过的老家地址也刻在柱子上？父亲没有理由不知道老家地址，只要刻一句“我们回岩手老家了”不就行了吗？
还有，为什么母亲要刻中文？在那些我看不懂的中文里，会不会包含了写给某人的讯息——？
到头来，京都旅行时感受到的幸福只是假象，一趟旅行之后，反而让我产生了新的谜团与怀疑。乍看之下以为是希望的微弱光芒，就这么遭无边无际的黑暗吞噬，宛如一只闯入都市深夜的萤火虫。
到了东京我连家也没回，直接就前往医院。探望过夏帆后，我告诉由香里：“我求过了，哥哥还是不答应。”女儿那沮丧得仿佛失去最后一丝希望的声音，令我心如刀割。
真正的哥哥还活着吗？抑或已经死了？我苦苦思索了这个问题好几天。
这天晚上，我正在家里吃着晚餐，忽然门铃响起，我探摸到墙边的对讲机。
“哪一位？”
“你是村上和久先生吧？”听声音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敝姓巢鸭，东京入境管理局入境警备官。”
东京入境管理局？我心想，多半是为了那个自称正牌村上龙彦的徐浩然而来的吧。但我与那个人只用手机通过一次电话而已。
“有什么事吗？”
“能进去谈吗？”
我迟疑了数秒，应了声“好”，在黑暗中沿着墙壁走到玄关，打开了门。入境警备官似乎有两个人，我说了几句客套话后引着他们入内，在客厅沙发上坐下。
“是关于上次那个‘骗子’的事吗？”
我开门见山地切入正题，是因为不希望让陌生人在家里待太长的时间。遭人过度窥探隐私的感觉，有点像是戴上了眼罩后被脱光衣服一样，令我不安。
“骗子？”巢鸭的口气有些诧异。
“大约两星期前，你们的同事才来找过我。”
“这可玄了，在今天之前，我们入管局从不曾与你有过接触。”
接触——对方竟然用这种仿佛把我当成犯罪者的字眼，令我大感不满，但我压抑了情绪，说道：“那天有两个自称东京入管局人员的人在路上向我问话。”
就在说出“自称”这个词的瞬间，我心里也觉得有些蹊跷。没错，仔细回想起来，那两人只是“自称”东京入管局人员，却没有摆出任何确凿证据。当时他们虽然向路过的妇人出示了手册，但那搞不好只是在演戏而已。他们故意让第三名同伴伪装成路人，演了出示证件的戏码，好取得我的信任。这些人到底是谁？他们的口音完全没有中国腔，应该是地道的日本人。他们声称徐浩然是个骗子，逼我说出徐浩然的下落。
“村上先生——看来你是被人骗了。”
“——我就当你们是真正的入管局人员吧。这次又是为了什么事来找我？”
“若你想要确认我们的身份，可请你信得过的亲友过来。”
巢鸭说得泰然自若，没有半点心虚。
“算了，不用了。”
“好，那我就单刀直入地说了。今年二月中旬，发生了一起日本货柜船偷渡案。”
“这我在收音机上听过了。绝大部分都死了？”
“对，只有两人存活，一个趁机逃了，另一个已被我们入管局逮捕了。”
逃亡的那个正是徐浩然，当初他在电话里是这么说的。
“村上先生，你在这起案子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是那艘货柜船的舵手，这样你满意了吗？”
“我的问题若引起了你的不快，请见谅。事实上，我们并不认为你是偷渡案的共犯。”
“既然如此，你们为何盯上了我？请告诉我理由。”
“——因为那些寄到你老家的点字俳句。”
我一愣，完全没料到对方会在这时提到俳句的事。
“我确实收到了一些内容惊悚又让人摸不着头绪的俳句，但上头没有写寄信人的名字，我也猜不出是谁寄的。”
“寄信人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被我们逮捕的偷渡客。”
“什么？是那个偷渡失败的中国人？那我就更是一头雾水了。”
“你是不是隐瞒了什么？”
“为何这么问？我可不认识任何中国人。当年我在东北的时候，确实曾跟一些中国孩童一起玩耍，但那已经是六十五年前的事了，当时你还没出生呢。我问你，那个中国人叫什么名字、几岁？”
“他叫马孝忠，今年三十五岁，但这身份是不是真的，我们也不敢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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