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穿了只是一些用过就丢的棋子。日本的国家政策毁了我的一生，令我一直活在对日本政府的憎恨之中，如今憎恨已成了我活下去的唯一动力。”
“哥哥”的这番话，令我更加迷惘了。他的语气中充塞着在中国遭关东军抛弃的愤怒，实在不像是演戏。
“会有这样的结果，全是因为战败。我永远忘不了，昭和二十年八月九日零点后，苏联开始大举进攻。但早在两年前，大部分关东军就已撤退至南方。”曾根崎的口气中流露出越来越强烈的悲愤，“这都是上头的命令，说什么这是为本土决战做准备，这样才能获得最后胜利。”
“我对军队的说辞没兴趣。”“哥哥”不屑地说，“总之，因为军队的怠慢与欺瞒，我们成了牺牲者。”
“怠慢与欺瞒——这样的批判确实一点也没错。当时‘新京广播电台’不断安抚民心，说什么‘关东军固若金汤，开拓团的百姓们大可以安心经营事业’；但是另一方面，将军、副官阶层的军人及其家属早已搭上了逃难的列车。”
“军人只顾着自己逃命，却牺牲了开拓团，对我们见死不救！”
“——我没有任何话可以辩解。军队在撤退的时候，还炸毁了桥梁及道路。列车开到一半，还特地停下来将铁桥及电话线炸掉，以避免被苏军利用。我甚至听说军队在炸毁东安车站时，连逃难的列车也遭到波及，死伤人数多达上千人。”
“当时你为什么没有一起搭上列车？”
“逃难列车上头坐的大多是高官家属，我的任务是驱赶那些企图跳上列车的百姓——说得明白点，就是为了保护列车安全，将那些百姓一一踹下列车。但就在发车之际，我跟儿子都被拖下了车，我无计可施，只好跟其他几名同样没能搭上列车的士兵结伴而行，一路上跋山涉水，朝着哈尔滨前进。战友们一个接一个死于苏联兵的冲锋枪下，就在这时遇上了你们的开拓团一行人。”
当年大人们决定与关东军的残党一同行动，后来哥哥却被军刀砍伤。若是真正的哥哥，在面对退役关东军士兵时，想必会愤恨难平吧。眼前的“哥哥”，似乎也对曾根崎抱持着相当强的敌意。这又是基于什么样的心态？或许“哥哥”虽然不是村上龙彦，却是货真价实的日本遗孤——这么想倒也说得通。
“我非常能够理解你憎恨日本政府的心情。当时‘东北地方联络日本人救济总会’也曾回报‘东北各地伤亡惨重，情况有如人间地狱’，却没有得到政府的正面响应。有证据指出，政府非但不肯帮助这些百姓逃难，而且还试图让这些日本人就此落地生根。一九九三年，苏联——不，按现在的称呼，应该是俄罗斯，俄罗斯的公文书馆公开了一份当年关东军的公文，根据公文中的记载，日本政府认为‘定居者可解除其日本国籍’。表面上是为了因应将来的反攻，必须留一批日本人在该地，但是真正的原因，或许是日本已因战败而民不聊生，倘若让这些百姓全部归国，日本政府根本无力填饱他们的肚子。你说得没错，开拓团确实是被日本政府抛弃了。”
“日本能有今天的繁荣，全得归功于我们这些人，你明白吗？若不是我们这一大群人在战争前的萧条局势下远赴东北，甚至在战后也留在东北没有回国，日本政府早就已经被这些贫穷的国民压垮了。我们的牺牲，换来了今天的日本，日本政府却不愿意在经济复苏后将我们接回祖国。”
“我早已听说你对政府提起了诉讼，当然我能认同你心中的憎恨，但一辈子活在对国家的恨意之中，会让你看不见身边的幸福。”
“遗孤所吃的苦，只有遗孤能体会。有些遗孤认为自己既是日本人，又是中国人，却也有遗孤认为自己两者都不是。我们在中国遭到歧视，因为我们是‘日本人’；我们在日本也遭到歧视，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如果让怒火蒙蔽了理性，有一天，全世界都会变成你憎恨的对象，这才是我最担心的事。”
“不愧是一战败就能回国接受俸禄的人，训起话来真是铿锵有力。可惜我只是个在中国乡下长大的粗野莽夫，只能依着自己的感情做事。”
“哥哥”虽然已决定放弃打官司，内心的熊熊怒火却没有跟着熄灭，如今见到曾根崎，更是有如火上加油。
“战争刚结束时的日本，跟你返回祖国的八十年代可说是天差地远，百姓光是要活下去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当然，我能理解你被遗留在中国长达四十年的怒气，因为我儿子也跟你有着相同的遭遇。但是——最后我背叛了儿子，明明在认亲活动中与他重逢，却不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后来虽然有了‘特别身份担保人制度’，但那时我儿子已经病死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恨着国家、恨着日本政府，我不敢面对自己犯下的罪孽，因此把错全推到了政府的头上。我说了这么多，并不是希望你原谅国家，而是期盼你不要疏忽了‘真正重要的东西’。但愿你别像我一样落得妻离子散的下场，只能在赡养院里过完孤独的人生。”
曾根崎这番话不见得成功说服了“哥哥”，却深深撼动了我的心。
我也曾经妻离子散，只能在黑暗世界中一步步迈向死亡，如果那样下去，最后只能孤独地咽下最后一口气。但自从我决定活得乐观进取且放弃对世间的憎恨后，原本恩断义绝的由香里及夏帆竟回到了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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