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高中毕业后，我虽然拿了驾照，但基本没碰过车。
我们进行了很多次尝试。
一年仅有一天，且每隔两个小时才有一次机会，所以我们详细地计划，并定好了要尝试的事项和要确证的事项，并且逐一进行了验证。
传送到达的位置几乎与对方先前所在的位置完全重叠。刚才我也说过，位置虽一样，但姿势并不会一致。
手里拿的东西也会一起传送过去。如果拿的是咖啡杯，咖啡也会跟着一起移动。互换位置后，基本上都会洒掉。
哪怕把自己绑在柱子上，也会被传送走。不过，传送来的那一方并不会被绑住。想通过抓住什么来防止移动是没用的。
这能有什么用？
或许有人要问了，这样的移动有什么意义呢？
不知道。我们也只能这样回答吧。
就好像有些人在某一种花粉变多时，就会打喷嚏和流鼻涕一样，它是一种类似身体特质的东西，并不理会我们是否需要。我们只有去习惯、去磨合，在此前提下继续生活。
话虽如此，对我和风我来说，它却是一股巨大的力量。
滥用暴力、脾气暴躁的父亲，只顾自我保护、对父亲言听计从的母亲，狭小的廉价公寓，不变的食物、不变的衣服，二人共用的文具，没有游戏机也没有智能手机，这样日复一日，只能让人的情绪越来越负面。虽然对我们来说，这些都是理所当然，这才是生活的常态，但在这中间，哪怕只能每年一次，去做些不同于旁人的特别的事，就是我们精神上的救赎。
我掰着手指头，焦急地等待着生日的到来，在前一天和风我兴奋地计划着第二天要做什么。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生日，我们才能活到今天。
自小学二年级开始，我们便意识到特殊生日的存在，它来找过我们十几次。我们的规定也随之增加，比如说在互换位置后，要全力伪装成原本在那里的另一个人——我传送到风我那里时，一言一行都要完全符合风我，反过来也一样。若不这样做，会招致很多麻烦。另外，对换后的经历要尽可能地相互汇报。
迄今为止，我们的生日里，有过奇妙的经历，有过愉快或不愉快，也有过恐惧。
我想从中挑几个说一说。
首先，就从和同班同学脏棉球相关的一件事说起吧。
☆
很明显，脏棉球的地位在同年级学生里处于底层。他身穿早已褪色的衣服，让人看见就想打趣问他究竟洗过几千回了，用的文具也很旧，让人直想问他买了多久了。我们家也和“富裕”呀、“殷实”呀这样的词无缘，穿得也破，却不像脏棉球那样身处底层，应该是因为我们和同学之间有所交流。我们各自还有着明显的长处：我学习好，风我运动能力强，这必然也是理由之一。而脏棉球什么长处都没有，他话少，似乎也无意和周围人处好关系，只知道读书。要说他也是无害，可就是有人愿意盯上这种无害的人。
广尾就是这样的人。
刚才聊单杠时也有他，就是风我嘴里那个“用了护发素”的广尾。
他是班级里的中心人物。如果整个年级存在种姓制度，那他的地位就等同于婆罗门 (3) 。看起来他十分享受每一天的校园生活，完全活在跟我们以及脏棉球相对的世界里。永远有朋友围绕在他身边，他和女同学的交流也很活跃，还深得老师信赖。
“你见过广尾家是什么样吗？”我不记得是哪一次，风我讶异地告诉我，“我们这栋楼都能装下，就有那么大。”
“大不代表就好。”我嘴上这样说，心里却像吃了酸葡萄一样。我家不但狭小，环境也很差，没有一点能赢得过他。“那小子他爸是干什么的来着？”
“他爸有好多栋楼。”
为什么有楼和有钱是相关的，那时候的我还不理解，只是单纯地接受了这个现实，觉得既然能有很多栋楼，那么有个大宅子住也不是什么怪事。
广尾经常找脏棉球的麻烦，他聊这些就像聊英雄壮举一样。比如让脏棉球吃灰他就真的吃了，把他关进女厕所，等等。那些觉得好玩的同学就聚集到广尾身边。
以前我读过一篇报道，封闭的空间、充裕的时间是促生霸凌问题的主要条件，万万没想到学校正是这样一种地方。
为了将来考大学，广尾已经开始在一所辅导名校补习，这种公立小学的课程在他眼里就是儿戏，上学也十分无聊。他为了打发时间，也为了让自身地位更加稳固，就抱着随便玩玩儿的心态，开始欺负脏棉球，之后愈演愈烈。
脏棉球在课桌前坐得好好的，他偏要故意去撞；有时还故意把脏棉球的东西藏起来，这些已经成为每日必修课。在我看来，那些可以被列入校园霸凌的事儿，广尾几乎干遍了。
我和风我没有参与欺负脏棉球，对他也没有特别地同情。风我对脏棉球并不认可：“不管别人对他做什么他都不反抗，一副呆样，那是他自作自受。”
这跟自作自受完全是两码事。
我表示反对。脏棉球并没干涉别人，他只不过是在那儿一直承受别人的攻击，飞来横祸也不过如此吧。
不过，我心里同样丝毫没有同情脏棉球的意思。光是我自己每天的生活、家中的紧张气氛和暴力就已使我精疲力竭，我可没心思去担心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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