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知道王树增是原武汉空军的创作员，1984年我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就在学校的礼堂里看过根据他的剧本拍摄的电影《骆驼糙》，随后又在《八一电影》上看到了他的好几个剧本。当时我以为他是个搞电影的，与我这个写小说的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很快，1985年和1986年里，他的中篇小说《鸽哨》、《猛cháo》、《黑峡》、《红鱼》、《月斑》、《破译》，分别在《收获》、《当代》、《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昆仑》等著名的刊物发表，《鸽哨》还得到了王蒙先生的赞赏。也许是出于偏见，当时也是军队年轻作家的我却对很多军队年轻作家抱有一丝丝温柔的敌意，因为我总感到他们趾高气扬，好像军队是他们家的一样。所以那时尽管我对这个风头正健的王树增从心里佩服，也有一些结识的机会，但还是放弃了。现在想起来，如果我在读军艺时就与王树增成为朋友，也许我犯的错误就会少一些。
王树增站在我们大院的门口，身材高大挺拔。那时他虽然已经转业到了鲁迅文学院担任办公室主任，但浑身的军人气儿还是呼呼地往外冒。他站在我们大门口那两个笔挺的哨兵身旁，既像他们的哥又像他们的连长。我对哨兵说这是武汉军区的伞兵营长，哨兵啪地一个致敬礼，就把我和王树增放进去了。他来找我一是动员我去上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二是让我跟他一起去玉门油田给文学青年讲课。这两件事我都不愿去，但王树增用了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就把我说服了。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王树增来动员我，我不会走读研究生班，也不会去玉门。如果我不读研究生我就不知道“来”是“ＣＯＭＥ”“去”是“ＧＯ”，不去玉门就不知道石油是怎样从地下冒出来的。
我们乘火车摇晃了三天两夜，在一个红日西沉的傍晚抵达玉门。正当酷暑时节，我们出京时穿着汗衫短裤，但一到玉门车站，冷风习习，寒气bī人，我打着哆嗦，感到自己像一只脱了毛的公jī。可人家王树增就像没事似的，高声大嗓地跟玉门人寒暄。给玉门的文学青年讲了一个星期的课。我有高原反应，头痛yù裂，基本上靠王树增讲。他连chuī带唬，竟然很受欢迎。石油工人拉来一小拖西瓜卸到我们的房间里让我们吃。西瓜个个好，绿皮红瓤黑籽，入口如蜜。王树增说讲课的事他包了，但一小拖西瓜让我必须在一周内吃完。他还说最治头痛的就是西瓜。每天王树增去讲课时，我就在房间里吃瓜。讲完课后油田派车拉我们去敦煌参观，游石窟找飞天，爬鸣沙山看月牙泉，还到了电影《敦煌》的外景地，租了戏装照相。王树增顶盔披甲，手持大刀，威风凛凛，果然是大将军八面威风；我与他同样装束，但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我就想，王树增这样的人转了业和我这样的人还不转业都是军队的遗憾。
从玉门回来不久，就去了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王树增在职学习，与我同学。我那时还比较年轻，脑子里有资产阶级思想，上课时喜欢看前排漂亮女生的脖子和头发，一堂课下来，满脑子幻想，老师讲的什么我基本上不知道。王树增看我这样子，恨铁不成钢，就经常把我叫到他的宿舍里，严肃地批评我，委婉地开导我，提醒我一要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二要保持革命军人的气节。在他的教育帮助下，我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得到了很大克服，能够认真听课了，学习自然也有了进步。
这时我跟王树增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我对他说很想转业，他说你千万不要转业，还是军队好。我说你为什么要转业呢他说当时部队有一个转业回北京的名额，但回来后就后悔了。他是个听到军号就激动的人。他是个嗅到军营大锅饭的气味就胃口大开的人。他是个天生的当兵的材料。他说如果有可能，一定要回到队伍里。我们毕业典礼那天，正好海湾战争爆发，他对我说他一定要归队。正好部队急需剧本创作人才，他果然就归了队，成了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的编剧。
最近的消息是：王树增写出了60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远东朝鲜战争》，写得很有些惊心动魄。
我的朋友王树增，现任武警创作室创作员，此前曾任武警文工团副团长，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副团长、编剧，鲁迅文学院办公室主任在职研究生，武汉空军创作室创作员，武汉空军文工团编剧曾登台演出过话剧、相声，武汉空军某部伞兵，山西临汾地区cha队知青，北京学生，儿童。提起他的作品他总是说那不值一提，但提到他的8年伞兵生活，他的话就会滔滔不绝。
“我总忘不了那一刹那——飞机载着我们这些全副武装的伞兵在拂晓幽暗的天空中爬升、爬升，突然，一股温柔明丽的颜色涂满了我年轻的脸……”在过去的岁月里，许多次，他站着，笔挺，像一棵松树，眼睛里闪烁着心驰神往的光彩，对我说：“那时候，我们经常从天而降……”
摘自《军营文化天地》2000年第5期
他长得很丑，从身材到面孔，从嘴巴到眼睛，总之——他很丑。算起来我当兵也快八年了。这期间迎新送旧，连队里的战士换了一茬又一茬，其中漂亮的小伙子委实不少，和他们的感qíng也不能算不深，然后，等他们复员后，待个一年半载，脑子里的印象就渐渐淡漠了，以至于偶尔提起某个人来，还要好好回忆一番，才能想起他的模样。但是，这个丑兵，却永远地占领了我记忆系统中的一个位置。这几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人生、社会的日益深刻的理解，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也日益鲜明高大起来，和他相处几年的往事，时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对他，我是怀着深深的愧疚，这愧疚催我自新，催我向上，提醒我不被浅薄庸俗的无聊qíng趣所浸yín。
七六年冬天，排里分来了几个山东籍新战士，丑兵是其中之一。山东兵，在人们心目中似乎都是五大三粗，憨厚朴拙的。其实不然，就拿分到我排里的几个新兵来说吧，除丑兵——他叫王三社——之外，都是小巧玲珑的身材，白白净净的脸儿，一个个蛮jīng神。我一见就喜欢上了他们。只有这王三社，真是丑得扎眼眶子，与其他人站在一起，恰似白杨林中生出了一棵歪脖子榆树，白花花的jī蛋堆里滚出了一个gān疤土豆。
我那时刚提排长，少年得志，意气洋洋，走起路来胸脯子挺得老高，神气得像只刚扎毛的小公jī。我最大的特点是好胜（其实是虚荣），不但在军事技术，内务卫生方面始终想压住兄弟排几个点子，就是在风度上也想让战士们都像我一样（我是全团有名的“美男子”）。可偏偏分来个丑八怪，真是大煞风景。一见面我就对他生出一种本能的嫌恶，心里直骂带兵的瞎了眼，有多少挺拔小伙不带，偏招来这么个丑货，来给当兵的现眼。为了丑兵的事，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找连长蘑菇，想让连里把丑兵调走。不料连长把眼一瞪，训道：“gān什么？你要选演员？我不管他是美还是丑，到时候能打能冲就是好兵！漂亮顶什么用？能当大米饭，能当手榴弹？”
吃了我们二杆子连长一个顶门栓，此事只好作罢。然而，对丑兵的嫌恶之感却像疟疾一样死死地缠着我。有时候，也意识到这种qíng绪不对头，但又没有办法改变。唉！可怕的印象。
丑兵偏偏缺乏自知之明，你长得丑，就老老实实的，少出点风头吧，他偏不，他对任何事qíng都热心得让人厌烦，特喜欢提建议，不是问东，就是问西，口齿又不太清楚，常常将我姓郭的“郭”字读成“狗”字，于是我在他嘴里就成了“狗”排长。这些，都使我对他的反感与日俱增。
不久，chūn节到了。省里的慰问团兴师动众来部队慰问演出。那时候，还讲究大摆宴席隆重招待这一套，团里几个公务员根本忙不过来，于是，政治处就让我们连派十个公差去当临时服务员。连里把任务分给了我们排，并让我带队去。这码子事算是对了我的胃口。坦率地说，那时候我是一个毛病成堆的货色，肚子里勾勾弯弯的东西不少。去当服务员，美差一桩，吃糖抽烟啃苹果是小意思，运气好兴许能jiāo上个当演员的女朋友昵！
我立即挑选了九个战士，命令他们换上新军装，打扮得漂亮一点，让慰问团的姑娘们见识见识部队小伙的风度。就在我指指划划地做“战前动员”时，丑兵回来了。一进门就嚷：“‘狗’排长，要出公差吗？”他这一嚷破坏了我的兴致，便气忿忿地说：“什么狗排长，猫排长，你咋呼什么！”他的嗓门立时压低了八度，“排长，要出公差吗？我也算一个。”我不耐烦地挥挥手：“去，去，你靠边稍息去。”“要出公差也不是孬事，咋让靠边稍息呢？”丑兵不高兴地嘟哝着。我问：“你不是去炊事班帮厨了吗？”“活儿gān完了，司务长让我回来歇歇。”“那你就歇歇吧，愿玩就玩，不愿玩就睡觉，怎么样？”谁料想，他一听就毛了，说：“‘狗’排长，你不要打击积极xing吆！大白天让人睡觉，我不gān！”我的兴致被他破坏了，心里本来就有些不快，随口揶揄他说：“你瞎咕唧什么？什么事也要cha一嘴。你去gān什么？去让慰问团看你那副漂亮脸蛋儿？”这些话引得在一旁战士们一阵哈哈大笑。和丑兵一起入伍的小豆子也接着我的话岔说：“老卡——他们称丑兵为卡西莫多——你这叫猪八戒照镜子——自找难看。你们是美男子小分队，拉出去震得那些演员也要满屁股冒青烟。你呀，还是敲钟去吧！”
战士们又是一阵大笑。这一来丑兵像是挨了两巴掌，本来就黑的脸变成了青紫色，他脑袋耷拉着，下死劲将帽子往下一拉，遮住了半个脸，慢慢地退出门去。我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话说得有些过分，不免有些嗅悔。
从打这件事之后，丑兵就像变了个人，整天闷着头不说话，见了我就绕着走，我心想：这个熊兵，火气还不小睐。小豆子他们几个猴兵，天天拿丑兵开心，稍有点空闲，就拉着丑兵问：“哎，老卡，艾丝米拉达没来找你吗？”丑兵既不怒，也不骂，只是用白眼珠子望着天，连眼珠也不转动一下——后来我想，他这是采用了鲁迅先生的战术——可是小豆子这班子徒有虚名的高中生们理解不了他这意思，竟将丑兵这表示极度蔑视之意的神态当作了辉煌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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