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中最夹杂不清的段落，要算“黑羽翻飞”这一章开头所写的一群城里人下乡去偷鱼，然后又写当地人有一年为了挣钱，打死了很多鸟儿。作者用卑劣行为的字眼儿形容这类行为，而对当地人的偷鱼和打死少量鸟儿采取宽容的态度。细查作者的逻辑，似乎仅仅为了糊口的杀戮是可以的，而为了贪yù的杀戮是不可以的。这就让人想起朱熹对“饮食男女人之大yù存焉”和“存天理，灭人yù”的调和处理：人要吃饭，是为天理；人要美食，是为人yù。这种议论简直贻人以笑柄。
内容．风格．整体结构
从内容来说，《鱼王》是一本了不起的书，包括了很多优点。一本书只要有足够的优点，就是一本好书，《鱼王》当然是一本好书。但是它同时也有很多缺点，有些甚至很突出。
作者同时擅长抒qíng和道德议论两种风格，这是很好的，但是不分章节、不分段落写在同一本书里，我认为这不能算一个优点。我甚至认为这是作者思维不清晰的表现，当然这是有待商榷的说法。
《鱼王》虽然被称为长篇小说，实质上是集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抒qíng散文、道德议论为一体的东西。其优点是容量非常之大，劣点是结构dàng然无存。当然，只要你把一批内容汇编成集，装订成书，它自然就有了一个结构，但我说的不是这一种意义上的结构。我要说的是“条理明晰”、“层次分明”一类的东西。这本书在局部不缺少这种结构，但在整体上是根本没有的。在次提出一个设想，请熟读《鱼王》的读者思考：假如全书纯以阿基姆的经历为线索，砍去若gān章节（黑羽分飞），是不是能够组织得更好一点？
掩卷之后
掩卷之后的议论不局限于《鱼王》，但是仍由《鱼王》而起。从初读《鱼王》到这次再读《鱼王》，尽管已有六年左右，我对它的兴趣并未减退，这样的书并不多，拿破仑曾云：世间一切书中，我偏爱以血写成者。此话颇有道理。
用我的话来说，世间一切书中，我偏爱经过一番搏斗才写成者，哪怕是小说（虚构类）也不例外。这种书的出现，是作家对自己的胜利，是后辈作家对先辈作家的胜利，是新出的书对已有的书的胜利。
这种胜利不能靠花拳绣腿得来，也不能靠诡异的招数、靠武林秘籍、靠cha科打诨得到，而是不折不扣的比拼内力。《鱼王》的魅力在于作家诚实的做人态度，对写作一道的敬业jīng神，抒qíng时的真诚，思辩时的艰苦，而不在于他使用了“象征主义、自然主义、意识流一类方法（评论家语）”，所以我把它列入了不可多得的好书之列。
年轻时读萧伯纳的剧本《巴巴拉少校》，有场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业巨头安德谢夫老爷子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斯泰芬，问他对做什么有兴趣。这个年轻人在科学、文艺、法律等一切方面一无所长，但他说自己有一项长处：会明辨是非。老爷子把自己的儿子bào损了一通，说这件事难倒了一切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怎么你什么都不会，就会一个明辨是非？我看到这段文章时只有二十来岁，登时痛下决心，说这辈子我gān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我年轻时所见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浅（且不说是荒谬）的原则，就以为无所不知，对世界妄加判断，结果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直到我年登不惑，才明白萧翁的见解原有偏颇之处；但这是后话——无论如何，萧翁的这些议论，对那些浅薄之辈、狂妄之辈，总是一种解毒剂。
萧翁说明辨是非难，是因为这些是非都在伦理的领域之内。俗话说得好，此人之ròu，彼人之毒；一件对此人有利的事，难免会伤害另一个人。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见解受所处环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他觉得明辨是非是难的。倘若某人以为自己是社会的jīng英，以为自己的见解一定对，虽然有狂妄之嫌，但他会觉得明辨是非很容易。明了萧翁这重意思以后，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专家为耻——但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是年轻人，觉得能洁身自好，不去害别人就可以了。现在我是中年人——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原故，我开始写杂文。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杂文集，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
伦理问题虽难，但却不是不能讨论。罗素先生云，真正的伦理原则把人人同等看待。考虑伦理问题时，想替每个人都想一遍是不可能的事，但你可以说，这是我的一得之见，然后说出自己的意见，把是非jiāo付公论。讨论伦理问题时也可以保持良心的清白——这是我最近的体会；但不是我打破沉默的动机。假设有一个领域，谦虚的人、明理的人以为它太困难、太暧昧，不肯说话，那么开口说话的就必然是浅薄之徒、狂妄之辈。这导致一种负筛选：越是傻子越敢叫唤——马上我就要说到，这些傻子也不见得是真的傻，但喊出来的都是傻话。久而久之，对中国人的名声也有很大的损害。前些时见到个外国人，他说：听说你们中国人都在说“不”？这简直是把我们都当傻子看待。我很不客气地答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认识的中国人都说“不”，但我不认识这样的人。这倒不是唬外国人，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但我以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
伦理（尤其是社会伦理）问题的重要，在于它是大家的事——大家的意思就是包括我在内。我在这个领域里有话要说，首先就是：我要反对愚蠢。一个只会明辨是非的人总是凭胸中的浩然正气做出一个判断，然后加上一句：难道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任何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这世界上简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所以这就叫做愚蠢。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傻有时能成为一种威慑。假如乡下一位农妇养了五个傻儿子，既不会讲理，又不懂王法，就会和人打架，这家人就能得点便宜。聪明人也能看到这种便宜，而且装傻谁不会呢——所以装傻就成为一种风气。我也可以写装傻的文章，不只是可以，我是写过的——“文革”里谁没写过批判稿呢。但装傻是要不得的，装开了头就不好收拾，只好装到底，最后弄假成真。我知道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某人“文革”里装傻写批判稿，原本是想搞点小好处，谁知一不小心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成了风云人物。到了这一步，我也不知他是真傻假傻了。再以后就被人整成了“三种人”。到了这个地步，就只好装下去了，真傻犯错误处理还能轻些呀。
我反对愚蠢，不是反对天生就笨的人，这种人只是极少数，而且这种人还盼着变聪明。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愚蠢里都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分；但这一点并不是我的发现，是萧伯纳告诉我的。在他的《匹克梅梁》里，息金斯教授遇上了一个假痴不癫的杜特立尔先生。息教授问：你是恶棍还是傻瓜？这就是问：你假傻真傻？杜先生答：两样都有点，先生，凡人两样都得有点呀。在我身上，后者的成分多，前者的成分少；而且我讨厌装傻，渴望变聪明。所以我才会写这本书。
在社会伦理的领域里我还想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据我的考察，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优雅，收获到jīng雕细琢的làng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呆的这个社会里，什么都收获不到，这可是件让人吃惊的事qíng。看过但丁《神曲》的人就会知道，对人来说，刀山剑树火海油锅都不算严酷，最严酷的是寒冰地狱，把人冻在那里一动都不能动。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在这个领域里发议论的人总是在说：这个不宜提倡，那个不宜提倡。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要真是这样，就不如不活。罗素先生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睁开眼睛往周围看看，所谓的参差多态，它在哪里呢。
在萧翁的《巴巴拉少校》中，安德谢夫家族的每一代都要留下一句至理名言。那些话都编得很有意思，其中有一句是：人人有权争胜负，无人有权论是非。这话也很有意思，但它是句玩笑。实际上，人只要争得了论是非的权力，他已经不战而胜了。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为此也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我开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总得申明我的态度，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
艾晓明请我给她的新作写序——像这样的事求到我这无名之辈头上，我想她是找对了人。我比艾君稍大一些，“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是个中学生。我的出身当时也不大好，所以我对她说到的事也有点体验。我记得“文化革命”刚开始时，到处都在唱那支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与此同时，我的一些同学穿上了绿军装，腰里束上了大皮带，站在校门口，问每个想进来的人：“你什么出身？”假如回答不是红五类之一，他就从牙fèng里冒出一句：“狗崽子！”他们还gān了很多更加恶劣的事，但是我不喜欢揭别人的疮疤，
而且那些事也离题了。
我说的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我的这些同学后来和我一起去cha队，共过患难以后，有些成了很好的朋友，但是我始终以为他们那时的行为很坏。“文化革命”是件忽然发生的事，谁也没有预料到，谁也不可能事先考虑遇到这样的事我该怎么做人。我的这些同学也是忽然之间变成了人上人——平心而论，这是应该祝贺的，但这却不能成为欺压别人的理由。把狗崽子三个字从朝夕相处的同学嘴里bī出来，你又于心何忍。我这样说，并不等于假如当年我是红五类的话，就不会去gān欺压别人的事。事实上一筐烂桃里挑不出几个好的来，我也不比别人好。当年我们十四五岁，这就是说，从出世到十四岁，我们没学到什么好。
我在北方一个村里cha队时（当时我是二十二岁），看到村里有几个yīn郁的年轻人，穿着比较gān净，工作也比较勤奋，就想和他们结jiāo。但是村里人劝我别这么做，因为他们是地主。农村的qíng况和城里不一样，出身是什么，成分也是什么。故而地主的儿子是地主，地主的孙子也是地主，子子孙孙不能改变。因为这个原因，地主的儿子总是找不到老婆。我们村里的男地主（他们的父亲和祖父曾经拥有土地）都在打光棍，而女地主都嫁给了贫下中农以求子女能改变成分。我在村里看到，地主家的自留地种得比较好，房子盖得也比较好。这是因为他们只能靠自己，不能指望上面救济。据说在“文化革命”前，地主家的孩子学习成绩总是比贫下中农出色，因为他们除了升学离开农村外，别无出路。这一点说来不足为奇，因为在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在商业方面也总是比较出色。但是在“文化革命”里，升学又不凭学习成绩，所以黑五类就变得绝无希望。我所见到的地主就是这样的。假如我宣扬我的所见所闻，就有可能遇到遇罗克先生的遭遇——被枪毙掉，所以我没有宣扬它。现在中国农村已经没有地主富农这些成分了，一律改称社员。这样当然是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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