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萌娘舒了口气。谁都没来过，尤其朱先生不来，令她大大舒出这口气。假如我实话实说：“她躺的这条走廊每天川流不息着三教九流；医生护士在她身上做各类治疗时就当她是具标本而毫不顾及她的尊严、廉耻，将她bào露给好奇的猥亵的无数眼睛，她绝对会再次朝自己下手，而且会gān净彻底地下手。我瞒住了一切：当我向医生护士，叫医院的军管会恳求将萌娘的chuáng挪进病房时，他们告诉我她无资格住进病房。她本是死有余辜的，还在意什么羞rǔ。若萌娘知道实qíng，她会再gān一次，gān得会彻底些，不像这回留如此难堪的残局让这世界来收拾。我不愿讲二十一天里我怎样寡不敌众地与多少人搏斗过。一批又一批的“红卫兵小将”、“革命群众”冲着无知觉的她又喊口号又挥着拳头时，我只是紧紧按住遮盖萌娘的那条被单。那一刻，九岁的我对人这东西看了个透。一个丑恶的传说在城里不胫而走：某医院的走廊里躺着光身子的女作家萌娘，随之，越来越多的人奔来了。每人只要往臂上套个红臂章，或在这里贴张标语，喊喊口号挥挥拳头，他就有借口在此地逗留，直等到那条被单被貌似正当的理由揭去。我感到九岁的自己渺小极了，被人们那样省力地就拎到了一边。我不知多少次对他们喊出“求求你们”，谁都没有闲暇顾及我的哀求：那些如刀的目光早把毫无防卫的萌娘从头到脚细细剁了一遍、斩了一遍。
那时我怨你，萌娘。你不该等听到红卫兵砸门、知道自己劫数已定才开始拧开药瓶。那已太晚了。你抱着一丝希望：“自杀可以威慑住他们，从而躲过一场使你身心崩溃的批斗。你没有诚意去死，只是想躲，只是想以自杀来作个缓冲。当红卫兵发觉你手里紧攥的药瓶时，他们便立刻剥去你的衣裳。他们在你身上做的“人工呼吸”正是你和父亲常挂在嘴上的，所谓的“斯文扫地”。但那时我不懂我的怨，只觉一股极窝囊的qíng绪，自萌娘起死复生的一刻滋长了出来。那尊严和廉耻的丧失便是我理想的丧失；他们用眼睛糟蹋萌娘身体的同时便是掳走了我心灵的贞洁。
一年后萌娘从乡下回来，瘦而黑，似乎落去了一半头发，大额变得格外显著。她进出仍被人押解着，据说是怕她在悔过自新前再自尽。那时作家协会门口矗立着一座水泥钢筋的牌子，我和一群同龄的孩子常攀上去，顺口编些歌谣一唱就是一天。那类歌谣没一句不脏不野。尽管没人听懂我们的指天骂地，但我们冲天的委屈毕竟得到了发泄。萌娘走过来时，我不再吱声。我注视着她胆怯而迟疑地向前迈进的双腿，以及本能地伸向前方的双手。由此我判断她的视力已糟透，一行动手先摸索起来。泪烧灼着我的鼻腔和眼眶。所有孩子们都随我静下来，因为那些歌谣主要是我编撰的。
“狗娘养个糙狗子……”我突然锐声叫道。押解萌娘的军代表猛回首，只见我与所有孩子一样缄默。待他刚转身，我又迸出两句更不堪入耳的话。如今我否认满口野话的我与现在的我是同一个人。没一个孩子响应我，一则他们难以接受这话的粗野和刻毒程度，再则他们并不恨这位军代表，他的一贯正派谦和甚至赢得我父亲等人的信赖，尽管家长们对孩子们私下里称军代表“糙狗子”装聋作哑。
“谁喊的？”军代表朝语录牌走来，以他冷峻威严的目光扫视我们全体。没人吱声。我坚信我的伙伴们不会叛卖我。当他连问几句“谁喊的’而无结论时，萌娘突然开了口。
“小穗，你已经完全变成了个野孩子。”她依旧斯文典雅、慢条斯理，似乎从未经历数不清的游街、批斗和自尽。“讲出这种粗野话，别说你父母，我也为你羞死了。我为你无地自容。”
军代表不做更深的计较，继续押解萌娘往那禁闭室去了。我却不住口地喊，更粗更野地喊，不知何故我已泪流满面。我看见了萌娘为我的粗鄙而痛苦的表qíng：那表qíng全在她那不时战栗的背脊上。
她之所以偏爱我，是因为我曾是个爱读书，擅长背诵古诗、词、曲，见了长辈就鞠躬的女孩。
怎样才能向萌娘讲清我自己，难道我能如实告诉她，某个夜晚，当我从睡梦中惊觉，那位貌似正派的军代表正矗在萌娘chuáng前，而覆盖她的被单被撩到了一边？……我哪里是变了，我是被毁了——在萌娘的奥秘、尊严、贞cao被毁的同时我也被毁得不剩什么了。想想看这有多么残酷：让个九岁的女孩顷刻间认清了太多的人之无耻和丑恶……
我的谩骂最后变成了号啕。至今我还忆得出我那败尽书香门风的大哭。我让萌娘无地自容，而在此之前，由她那不彻底的自杀引起的恶劣故事，以及故事所展示的人之恶处劣处早让我无地自容了。
我突然起身告辞。萌娘手里的杯盖顿时落在杯子上，“叮”的一声，冷清的客厅回音四起。“就走吗？”我想我这一走下一位客人不知多少日子后才会来。现在没人知道萌娘了。若bī着谁回忆，大概唯一能被忆起的就是她的自尽。
“我会常来看您的，我的学校离这里很近。”我说，心里纳闷着即使近也是两年中头回来看她。
“学校住得挤，就住到这里来吧。这里多静多宽敞！我有个保姆每天专门来给我做三顿饭。我叫她烧些菜给你吃吃……”这话她在两个钟头内已向我讲了不知几回了。在我弯腰系鞋带时，听她说：“朱先生去了，去年。我有没有告诉你？”她有心讲得很无意。我一双鞋带系了许久，我怕看见她的泪。
“……那我就叫保姆把房间收拾出来，你哪天来都行。我看，你最迟下礼拜一定搬来。”
我满口答应着，心里知道我肯定不会来了。
——忆梅新先生
十月三十一日，我应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邀请，到吉隆坡担任“花踪文学奖”的评审。飞机上坐了十多个小时，又在台北机场转机，到了吉隆坡粗粗一算，整个行程已二十四五个小时之久。然后便直接进入决审会场：评说、投票、争论、表决。都完成了，已是晚上九点，满头仍轰鸣着飞机的嗡嗡声，昼与夜在我主观感觉中，是翻了好几个筋斗的。总算坐在了饭桌上，那是三十多小时以来第一顿真正的晚餐。喝了几口透心芳香的鲜椰子汁，始终悬在空中的饥饿感和倦意才开始在我身心着陆。同桌的人都倦倦的，唯有《星洲日报》的主编箫依剑，还是紧紧地上着发条，周到细微地照应着每一个人。这时，邻座的张错忽然提到梅新。我是知道梅新先生正在生病，住进了医院，我一直做着到了台北马上去探望他的打算，然而张错却告诉我：“梅新已过世了。”我盯了他半晌，他只得把这消息又说了一遍。这一遍是添了确切时间、地点的。
我念叨着“怎么可能”之类的话，心里却很明白，正是像梅新先生那样生命力饱满的人，会在某一天仓促长辞。八月份，我的母亲也是这样匆匆走的。这样的生命如灯炬，要么就通明的亮，要么就彻底熄去。
我就那么坐在餐桌边，偶尔以筷子送一两口食物到嘴里，却嚼不出荤素。八年前，我和梅新先生是以书信结识的。那时我发表了《栗色头发》、《我不是jīng灵》等短篇小说，他总是每每来信鼓励，虽是短语三五行，热qíng与真诚却饱含其中。那是我刚到美国最艰难的子，每天上学、打工，芝加哥大而冷漠，常在扑面的飞雪里横跨十个街口，从打工的餐馆奔到学校，时而感觉做烈士的豪壮。而烈士都是有虔诚信仰的，我却正处于所有信仰都被粉碎的时期：婚姻的、爱qíng的，一切。无信仰而做烈士，剩的就只有纯粹的孤苦。每回只是在收到梅新先生的信时，心里才感到世界不全然是荒凉。梅新先生每回都亲笔写信给我，通知我哪篇小说被采用。他的语言是诗人式的，有股很大的欢乐在里面。他对我作品的赞扬，也是毫无保留的。
在一九九〇年深秋的一个清晨，我的室友被电话铃惊醒，说有台湾长途来，找我的。我已在电脑前写英文作业，膝上盖着毛毯。我将电话凑近耳朵，迟疑地“哈喽”一声。里面是个陌生嗓音，却是不陌生的江浙言语。说了几句话，他才介绍自己道：“我是《中央日报》的梅新！”我急忙“哦、哦”地应答。梅新先生口气殷切亦急切，说：“我们设立了一项文学奖，你来参加好不好？我觉得你很有希望！……”我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但对此一番热qíng昂扬的激励，我是唯恐辜负的。那个时期，我自视为一名失败者，于婚姻、于写作、于恋爱，都是最不得要领的时候。人在这样的时期，是把自己很看低的。我于是觉得，文学奖是距我遥远的东西。梅新先生在电话中又高一个调门，对我说：“这个奖你一定要争取，啊？”
现在想想，要是没有梅新先生那么猛力一推，我或许不会就此振奋。
从一九九一年的暑假开始，我每天写作五六个小时。打工一整天，回到家整个人的神志和思维都是极度涣散的。即便煮杯深黑的咖啡，也难将自己qiáng按到写字台上。当时我住在芝加哥近郊，夏天夜晚的街上，不时有喝了啤酒大声笑闹的学生们从我窗下走过。芝加哥的夏天是很彻底、很绝对的夏天，连乞丐也有份的。而我还照常打工、写作。每天写到夜里一点，浓咖啡似乎正在劲头上，但我又必须搁笔去睡，第二天一早要去打工。就是那段时间，我似乎每星期写出一个短篇小说，直到写出《少女小渔》。
《少女小渔》得奖的消息也是梅新先生写信告诉我的。此后我和梅新先生每月总有一次书信往来，渐渐也谈成了熟朋友。我从他送我的诗集中隐约读到他的身世。我当时已搬到加州，住在旧金山远郊的一个小公寓里。那是极隔绝的一种居住形式，近邻们都巧妙地维护自己的孤寂而绝不打破别人的孤寂。我就从那时候起跟梅新先生谈起自己对第二次婚姻的忧虑。不久收到回信。梅新先生在信中是一如既往的乐观、热忱，叫我不要永远养旧伤，“要听从新的爱qíng的召唤”。
一九九二年，我的《女房东》获奖之后，梅新先生邀请我去台湾。那时大陆作家去台湾的还很少，我们都没料到入境手续竟会那样繁杂。中间一度，我气馁了，梅新先生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终于在一九九三年八月，我见到了在机场迎接我的梅新先生。
从此，我印象里就是这样一个梅新先生：“身板挺得笔直，爱大笑，动作迅捷而思路更迅捷，jīng神状态非常非常年轻的一位长者。时隔四年，我第二次来台北参加“百年来中国文学研讨会”时，梅新先生的健朗如故，只是发添一层霜雪，人添一层疲惫。在这个国际xing的大型研讨会筹备期间，他显然在健康上蚀了一些老本。
我总有感觉，人如梅新，即使ròu体的健康受损，他过人的qiáng健jīng神也会支撑他，永久地支撑他。因此当我在吉隆坡听见噩耗时，我无法接受现实。悲伤、遗憾、痛惜都谈不上，只是想，命运要怎样摆布就只能由它摆布。得到这个噩耗，又何尝不是命运的摆布呢？从我第一次参加文学奖，到现在我第一次担任评审，这其中有梅新先生完整的一季辛劳，这难道不亦是一种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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