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2007年4月18日
佚名
“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从1979年开始拿起缪斯之笔，到今天，严歌苓已经在文学的旅途上行走了25年；“此岸是故乡，彼岸是福地”，从1990年为了梦想旅居美国，到今天，严歌苓已经在远离故国的相思中守候了15年。从《雌xing的糙地》中的激qíng到《天浴》中的凄凉，从《扶桑》中的爱与恨到《灰舞鞋》中的懵懂与冲动，一路走来，作为曾经的作家今天的好莱坞专业编剧的严歌苓有话要说
我不喜欢主流
严歌苓的作品有着这样一种题材偏好——文革、移民、女xing、同xing恋。与热衷于宏大叙事的作家相比，严歌苓显然对生活中的“输者”更感兴趣。对此，她这样评价：“我追求个xing化的东西，所以我对边缘人对边缘题材更感兴趣。我也在其它的作家身上发现过这种倾向，比如《蜘蛛女之吻》的作者阿努埃尔.普伊格就曾说自己从小就不愿意和律师、会计师这样的人居住在一起,我也有这种感觉。我不喜欢主流的东西。”
无非男女
严歌苓说当下的一切形式的艺术作品说来说去就是四个字：无非男女。没有男女qíng感的文学作品很少，男xing是一种文化，女xing是一种文化，两种文化相互融合构成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在严歌苓的眼中，女xing比男xing更加感xing，与男xing相比较，女xing对画面、色彩、声音、气味等更加敏感，其感觉更为丰富，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她所编剧的一些电影如《少女小渔》和《天浴》都具有qiáng烈的色彩意识和触觉意识。
具体到不同xing别的文学创作，严歌苓这样说道：“女作家眼中的objection更具变更xing，她们笔下的女xing更有不确定xing，更多变化，当然，我并不否认有些世界xing的男作家也很擅长写女xing，甚至他们所写的最好人物形象也是女xing，比如曹雪芹。”
我的作品是艺术而非娱乐
严歌苓曾经多次说过“我的作品是艺术而非娱乐”，当本报记者询问其如何看待好莱坞中艺术与娱乐的分野时，严歌苓这样说道：“好莱坞的大量电影是娱乐而不是艺术，称得上是艺术的影片很少。像《哈利波特》这样的片子以及其他一些恐怖片灾难片都是娱乐，而称不上艺术。称得上是艺术的影片无一例外都打上了导演个人的深深烙印，像我最欣赏的《英国病人》这样的片子，这些导演一辈子不会有很多作品，但他们的每一部作品都有着很qiáng的个xing化烙印。好莱坞的许多片子都是按照一个Formula配出来的，而我喜欢那些让我出乎意料的影片，像欧洲的好多电影，没有一个模式化的套路。我的一些小说改编成了电影，但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娱乐，写娱乐的剧本也需要很qiáng的天才，我没有这些天才，所以我的作品不可能成为主流的。”
我成功，因为我满足
严歌苓的作品几乎获得了所有有影响的海外华文文学大奖，但她显然是很诚实的，你是成功的吗？面对这个许多名人都畏惧的问题，严歌苓侃侃而谈：“成功与否其实是一种内在的幸福感，过去我一直有一种紧迫感、焦灼感，总是不知足，不知道惜福，总认为自己要读很多的书，要学很多的知识，对整个世界、对所有的人我都是很宽容的，唯独对自己不宽容，晚上失眠，每天都得四五点钟就起chuáng，qiáng迫自己去学英语、法语、日语，每天都得读一定量的书，因为不读书我就不完美，不完美我就不幸福。现在不了，也是经过美国一些心理医生的治疗，我感觉现在的我是幸福的，是成功的，即使我不再去写作，我也是成功的，因为我现在很满足很幸福。过去，我喜欢大海喜欢阳光，现在我的家由海边搬到了山边，可以说我是从一个智者变成仁者了，我也变得安泰，不像先前那样紧张了。人要对自己宽容。”
我的妥协婚姻观
严歌苓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舞者、女兵、作家、到现在的好莱坞专业编剧，然而，其最大的传奇也许就是和美国外jiāo官的艰难婚恋，据此，她曾经写出了一本书叫做《无出路咖啡馆》。
严歌苓说，婚姻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和宽容，甚至说是妥协，不妥协的婚姻是不存在的，也是无法继续的。谈到自己的婚姻生活时，严歌苓兴致很高：“我们来自两个不同的文化世界，碰撞总是难免的，尤其是初期，曾经经历过一个很长的磨合期，也经历过一些啼笑皆非的片断，比如他曾经说我在饮食上是qiáng烈的中国沙文主义，因为即使到现在我也不怎么吃西餐，不过，现在他已经爱上中国菜了。异国婚姻中细小的磨擦永远会有，好玩的东西永远不断，总会有无穷的出乎意料的细节让你快乐，而对我来说婚姻的魅力即在于永远不会失去新鲜感。”
广告时代对作家是很残忍的
严歌苓是一个讨厌热闹喜欢独处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懂得享受孤独的人，以前的她不喜欢抛头露面，这一次来参加“第十三届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也是她第一次出席这样的会议。在美国常有人邀请她去演讲，她总是很难胜任这样的工作，她常常说，一个作家，作品就是他最好的演讲，作品摆在那儿，想知道什么，可以自己去阅读、去体验。
她曾经坚持酒好不怕巷子深的信条，甚至说自己不需要太多的读者，但从近几年她频频回国参加一些诸如新作《谁家有女初长成》的读者见面会这样的活动来看，严歌苓显然在尝试着一种改变或者说是妥协，用她自己的话来说：“现在的广告世界是非常残酷的，自己的正统文学要想在这个时代找到一个位置，作家自己就必须站出来，自己去呐喊，打出自己的旗子。”说这句话的时候，骄傲的严歌苓多少显得有一些无奈。
王蕤
想说一说我的朋友旅美女作家严歌苓。我们在美国，住得很近，可以算是邻居。在一次采访中与她结缘，地点是在严歌苓的加州寓所，我们进行了一场关于美国、文学、母语、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代沟的对话。从那次后，我们开始了不甚密的jiāo往。
那些自称的美女作家，在歌苓面前该不好意思了。因为舞蹈演员出身的她，绝对是无可挑剔的美女。
她是好莱坞编剧，也是纯粹靠稿费生活的作家。她告诉我有一年光是jiāo个人所得税，就jiāo了七万美元。她写作特别用功，但是她不用电脑也不会开车，坚持传统手写。而她的字和人一样帅呆了。
我与她之间的缘分，可以说是重叠。我们同住在旧金山湾区，她住在岛上，我住在山上。在北京买的房子也在一个区域。她和我都爱纳博科夫、康德拉。我的第一本用英语写作的书《LILI》，与严歌苓的第一本英译长篇小说《扶桑》同一年在美国出版，而且在书市里还被安排在一起讲座。
我们会经常在地球某个地方碰到，旧金山、北京、香港。有一次我去美国一偏僻山区出差，当地人得知我是中国人，说一个叫严歌苓的中国作家刚刚才走。
严歌苓给我的感觉是远离尘嚣。她说她天生不合群，孤独能给她能量，和人在一起会吸走她的能量。虽然是这样，在创作上她却会花时间去做研究，甚至是花时间去听别人闲扯。
在写作上，中西文化的差异使她更加注重内心的感觉，边缘文化使歌苓疼痛地敏感。歌苓说，以前在主流社会和母语社会中对一些问题浑然不觉，想当然。而在美国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很在意，自我意识变得很qiáng。歌苓的高度敏感使得她的头脑变得特别活跃。看树，看天空，都有种荒诞感和另类感。经常会有意识流，人变得非常复杂。表面上平静，内心像个疯子，总有种疼痛的自我感觉。因为如此，更走向自己的内心，对内心的关注更加丰富。
我们在美国听音乐会，看话剧都碰到过。本来，约了一起在北京逛街。现在她突然去了非洲。歌苓，非洲刺激吗？
石剑峰
都说乡音是最容易让人们彼此熟稔、建立社jiāo渠道的好题材。在香港的学术会议上，严歌苓用纯正的京腔普通话发言，只是几个句子末了的“啦”和“呀”泄露了她上海人的身世，尽管她现在居住最多的地方是台北和旧金山，待在北京的时间甚至都比上海长。严歌苓是上海人，共和国10岁时出生在上海的弄堂里，“文革”开始时，全家被赶出上海，“我姑姑和父亲都是老上海人，姑姑因为嫁给******军官不得不离开上海，父亲因为‘文革’也被赶出上海，我们都是不qíng愿地离开上海的。”对于上海，严歌苓说她模糊凌乱的记忆里只有几条弄堂、家门口的美琪大戏院，“还有紫雪糕。”食物永远是我们对故乡最朴素的怀念，当然还有不变的口音。在1989年离开中国去美国前，在北京工作了八九年的严歌苓学会了比较纯正的北京腔，“那个时候我们在家不怎么讲上海话，我也只是跟哥哥讲上海话。”
寄居生活会bào露人xing中低劣的品格
在香港屯门海边的餐馆里，和严歌苓在一起的是王安忆和陈思和两个上海人，只有在下意识使用乡音的时候，严歌苓才能暂时消弭对身份的焦虑。在更多时候，严歌苓自己也说，她在任何地方都只是个“寄居者”，就像她的小说《少女小渔》、《扶桑》、《寄居者》里那些卑微寄居的人物一样。
我问：“为什么在你的小说中把男人写得都那么不堪，比如《少女小渔》的江伟，《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欧阳萸，还有这本《寄居者》里的犹太难民帅哥彼得？”面前的严歌苓抑制不住地笑起来，然后反问道：“有吗？”花几秒钟平静下来之后，严歌苓得意地解释说：“我对男人绝对没有偏见。”也许是，也许不是。12岁参军来到西藏，开始独立生活；15岁爱上30岁的军官，这段在那个年代有点“不伦”味道的恋qíng最后，那个男人逃避了所有责任；她和作家李克威的婚姻因1989年各自出国奔赴不同国家而曲终人散；但也是在异乡，在美国，她遇到了痴恋她的美国外jiāo官，外jiāo官为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女兵丢掉了自己的职位。“我理解的男人，需要在我面前让我有点崇敬感，否则我觉得他们就有点不堪。”所以，在严歌苓的笔下，《寄居者》里的女主角May在最后一刻离开痴爱的彼得，选择留在上海，留在生活得浑浑噩噩的杰克布身边，“May不一定觉得彼得不堪，但这种感受我能体会得到。”
在《寄居者》中，May痴爱的犹太难民彼得经过几年在上海虹口的寄居生活后，被生活打磨成一位非常现实的男人，虽然优雅依然，但不再高贵。“我想说明的是，寄居的生活状态具有极大的腐蚀力。你要不择手段地去生存，就要把你的高贵傲气给打断。彼得就是这样。”严歌苓说。《寄居者》是一部关于犹太难民在上海寄居生活的小说，五十多年前的历史在严歌苓那里化作乱世佳人式的传奇。严歌苓老是反反复复说，她写这个小说完全是被“寄居者”这个词给吸引了，“我没有看到犹太人怎么寄居，但我看到中国人怎么寄居。”1989年来到美国，严歌苓做寄居者也已经有20年了。“很多人都是这样。不少我认识的人，他们在大陆的时候很有尊严、很高贵，但一到了寄居环境，就成了另外一种样子。这让我大惑不解。我想长期的寄居生活本身是不堪的，在生活的打磨下，那层人皮就会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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