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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其人其文_严歌苓【完结】(49)

李:对,就像你的小说《栗色头发》、《扶桑》中所表现得那样,两个人的语言总是在走平行线,无法相jiāo,即使是语言上能够沟通也未必能够真正达到心灵上的和谐。你将这种感觉表现得很细腻,这是你写海外题材时的一个创新,其实这一点恰恰最能够突出文化上的差异和阻隔。

严:因为语言的背后还有文化传统的存在,仅仅是语言的相通未必能达到沟通的目的。

李:因为你自己也是嫁给一个美国人,在散文中也提到,有时候会出现这种jiāo流阻塞的qíng况,现在还这样吗?

严:现在当然好多了,毕竟在一起有七八年了。一开始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但现在他和我已经能够达成默契了,我说上半句他大概就能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蒲:你的小说中大部分主人公都是女xing,从《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xing的糙地》到《白蛇》、《少女小渔》、《扶桑》、《谁家有女初长成》,你写过各种各样的女xing,为何你这样关注女xing的生存状态,你对女人的理解是怎样的呢?

严:我从小就去当兵了,12岁,可以说是在女xing集体中成长的。在当时所受的教育中,女xing是与男xing对立的,男xing是主体,女xing是客体。男xing是敌人,是权利和力量的象征,女xing则压抑、yīn柔地对抗着他们。我12岁入伍,25岁退役,这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逐步确立的时期,对世界、对人及其对xing的看法已经形成基本的概念。我对女人的观察非常仔细,对女人的兴趣也很浓厚。我认为女xing只有在作家的笔下才能显示出其真正的魅力,而且在著名作家的笔下,都是因为女xing写得成功,作品才成功,你看《包法利夫人》、《安娜 #8226;卡利尼娜》、《红楼梦》等等都是将女xing刻画得非常美丽和丰富。男人由于是狩猎者,qíng感包裹很严,女人要丰富、形象得多,从少女到母亲到老年,每个阶段都在变化,都有不同,1-12之间是一个阶段,而18岁之后又是一个很不同的时期,进入30女xing开始变得更为有丰韵。男人的切换就是从男孩到男人,从视觉形象上而言就不如女xing的变化来得大。

蒲:你对西方的女xing主义是如何看的?你的创作有没有受到女xing主义的影响呢?

严:我不赞成对极端对立的女xing主义,就像美国六、七十年代的女权运动所提倡的那些,我们不能那样去战斗,如果大家对立,我们毫不受益。我觉得女xing活着就是一种qiáng大,就像扶桑这样的女人。传统的中国女xing和日本女xing都有相似的特点,柔顺、yīn柔、宽容和不控诉,她们会遭遇到各种疼痛,包括jīng神上的和ròu体上的,但是她们就以自己的存在为最大的胜利。

李:看萧红的《生死场》也有这种的感觉,你会被这种qiáng韧的生命力所震撼。

严:我很喜欢萧红的《生死场》,我欣赏百分之九十的中国妇女的生存状态,非常具有存在主义的色彩。我之所以写《扶桑》就是有感于这种女xingjīng神的伟大,我身边所接触过的女xing就有许多是这种类型的。我前夫的母亲也就是李准的太太,她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很聪明、宽容、始终都是荣rǔ不惊的状态,这给我很多启示。

李:说到《扶桑》,大家对这部小说都很感兴趣,你当时是怎样想到要写这样一部小说的,而且扶桑身上是否寄予了你心目中理想的女xing形象?

严:我在最近一期《青年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谈我自己的创作感想时,就谈到《扶桑》的写作源于一张照片,我去看一个19世纪华人移民的图片展,看到这样一个穿着中国服饰的唐人街jì女,我想到了很多,对她的好奇心迫使我去寻找,为她找到一个很好的故事来告诉别人。我也作了很多准备工作,去泡图书馆翻阅各种历史资料,也看到了有关唐人街大屠杀的历史记载,我很震惊,即使在我生活的今天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我觉得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我写《扶桑》的动因。应该说扶桑身上确实体现着我对理想女xing的看法,我就希望女xing是母xing十足的、善良、明智、容忍,她就像个地母一样包容一切,原谅众生,即使是背叛过她或者凌rǔ过她的人,都能够得到她的宽容。虽然生命中充满劫难,但她都能够一次次地愈合伤口,并且出落得更为艳丽和充满生命力。

李:对,就是庄子所说的“上善若水”。

严:许多农村的妇女都是这样的,她们表面上看来似乎很无知、混沌但是她们却是最幸福的人,她们不像现代人那样脑子里充满各种各样的概念,她们很自然,就凭着自己的直觉走。我欣赏这类女xing。

李:那你在写扶桑时有没有将她作为19世纪中国的象征?我觉得你写的扶桑很有象征意味,与克里斯的恋爱可以说是中国刚被打开国门之后,对西方文明的崇尚和迷恋,而西方同样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心,而整个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始终处于内外jiāo困的屈rǔ之中,但她能够坚持下来并且充满勃勃生机。

严:我倒是没有想这么多,也有人这样指出过,但是我当时只是想将这个女人的身世和传奇告诉大家,仅想在表现一个华人移民女xing的命运中突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种种隔阂和阻碍。扶桑和克里斯的爱qíng确实是刻骨铭心的,但是天长地久的qíng感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克里斯对扶桑始终存在着一种拯救的心态,他认为扶桑就生活在悲惨中,需要获得解放。这是西方人的观念尤其是美国人的,扶桑也是很聪明的,她其实看清了一切现实,尤其是在唐人街发生大屠杀之后,她意识到西方人与东方之间的隔膜和仇恨无法解决。虽然克里斯一心想拯救她,但在大勇面前,克里斯居然将刀塞到扶桑手中,让她自己解决大勇,这也是西方人自私心态的一种表现。最终扶桑选择大勇,我在小说里写到“她从此有了一个死去的、不再能gān涉她的大勇的保护,以免她再被爱qíng侵扰、伤害”,这是宿命的结局也是扶桑理智的选择。这里面其实也表明我的一种文化的反批判,我觉得门当户对还是有相当多的可取之处,不同民族的思想、主观意识都是有差距的,更何况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

李:前两年就听说你的《扶桑》要由陈冲改编成电影了,而且说主角也定了,由张曼玉出演,我们一直都很欣喜地期待着,大概什么时候能和观众见面呢?

严:现在我也不清楚要多久了,因为原先投资在这部电影上的资金被投资人转移了,陈冲又生了孩子,所以可能要等一阵子了。

李:说完扶桑,我们要问一下您为何会关注起国内贩卖妇女这个题材的呢?《谁家幼女初长成》可以说是第一部反映这个题材的小说,当然有很多通讯新闻、报告文学、纪录片等,但小说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你能够谈谈为何创作这部小说的?

严:身在国外,我很难看到大陆的任何消息。两年前看到了香港杂志一篇报道,有关大陆拐卖人口的统计,非常惊人。同时也想起我们家以前的一个小阿姨讲的故事,她从安徽过来的,讲了去深圳打工的经历。所以这个故事还是有一点形象,仿佛变成了一张照片,我一直死心眼地想让它活起来。这部小说我只用了20天就写完了,写得非常顺利。

蒲:作为远在海外的作家,能如此关注、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关注下层妇女的现实生存状态,实在是很难得的。

严:我没有麻木,我非常能设身处地想这个问题,而国内作家对此比较冷淡。既无知又向往外面的世界的女人是很危险的,我对无知的女人既同qíng也批判。我在这部小说里面是对巧巧这种女xing的一种批判,她们的虚荣、无知造成了后来被骗的命运。我觉得拐卖从来就不是qiáng迫的,而是因为她们过于信任别人才导致的,对这种女xing我是爱恨jiāo加的,她们不知道自己的下一步将会怎样,我同样如此,巧巧和别人到了火车站以后她对自己将要走的路茫然无知,而我也是在一种不知的状态下创作。她跟扶桑是不一样的,扶桑很清楚自己的处境,虽然表面上看来很混沌,但是她dòng明一切。

李:求新求变可以说是你写作的一个追求,无论在写海外题材还是国内题材的小说中,你都是不断在超越自我。尤其在你写文革题材的小说时表现更突出,从《白蝶标本》、《白蛇》、《天浴》到后来的《人寰》、《拖鞋大队》等都非常突出,虽然是写同一时代背景之下的故事,却不是一层不变的格调,而是不断出人意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可以说文革题材的小说你越写越游刃有余。我们都很喜欢《白蛇》,首先是被它新颖独特的叙事方式吸引了,以不同的版本讲述一个女人的故事,产生很大的文本张力。你是如何考虑到用这种官方版本、民间版本的方式进行叙事的呢?

严:我这个故事也是听来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无法讲述一个完整的梦,文学也不可能描述出一个真实的故事。而对同一件事的表达可以有多种方式,我就曾经有个构想,女儿回忆母亲,以十年为分割的标记,每十年写一次,这样写出来的母亲,虽然是同一个人,但每次都会不同。《白蛇》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从不同角度讲述同一个人的故事,它们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陈凯歌对这部小说很感兴趣,有意将它改编成电影。

蒲:您如何评价自己在创作题材、叙事的方式和语言方面所做的创新和努力?是对自己的超越,但同时也是读者阅读定式的挑战,对吗?

严:确实如此。我现在创作中遭遇到的最大的烦恼就是:我每一次创新和改变都有可能会抛掉一部分读者。因为像《扶桑》、《人寰》等这样的作品,读者在阅读时会感到艰难,很难进入,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李:对,我们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你大部分是在用独白的方式表现人物的活动,叙述语言似乎是多余的,而且你自己又忍不住要站出来阐释一番,这会让读者感到故事qíng节被阻断了。《扶桑》在阅读上的困难是最大的,她给读者留下太多想象的空间,所以也就难以顺畅地读完。

蒲:你的小说里总有一个知识女xing叙事者的存在,无论是写少女小渔,还是农家女巧巧,叙事和内心独白都脱离不了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女xing的口吻。

严:说到这个女xing叙事者的存在,我没有办法将自己脱离其中,在对话上我可以尽量让人物的语言符合他/她的身份,但叙事语言就很难做到。有可能是文革对我的影响太大,我控制不住自己要进入故事中,去评判一番,这是比较自然的做法。

李:所以读你的小说尤其是文革题材的小说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里面qiáng烈的道德批判意识。在《白蝶标本》中对成人世界虚伪和冷漠的揭露,《人寰》对文革中出卖和背叛的无耻之举的批判,《天浴》中对男xingshòu行的揭示等。

严:对,这点我确实表现得很qiáng烈。我认为道德是一种审美。我们的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很丰富也很jīng彩,但如果在我的道德审美上通不过,我就不会选择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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