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下到红薯窖里，见葡萄把下头修了修，在窖子口修了道土坎，堆了些干高粱秆子，把后面遮挡住了。万一有谁下来，看着会以为这是存放东西的仓库，高粱秆子是留着扎笤帚的。葡萄把高粱秆搬开，才露出里面的屋。屋潮得很，石灰也返潮了，伸手往哪儿一摸，都是一把水。
葡萄把灯捻小，自言自语地说：“这不中吧？老潮呀！雨得下到啥时候？”
二大说：“雨下成这样，窑洞非塌几座。”
二大的话灵验，第二天史冬喜就穿件破雨衣到处喊，叫那些窑洞没箍顶的，都搬上来，搬到小学校去。他喊一早上，谁也不肯搬，他只好一家家去查看。他拿手电照照窑洞的拱顶，有的顶已有一片湿印子，他就跟那家人说，不搬一会儿叫民兵连带大枪来强搬。他跑到晚上，小学校里还是没几家人。人人都不愿意轻易挪出自己的土窝窝，都想兴许雨快停了，哪有雨下了两个月还不停的？
史冬喜到了史六妗子家。老婆儿还没等他进屋就大声叫唤：“共产党有你这样的保长呀？挨家挨户逼人哩！谁搬我也不搬，我那口材还停在堂屋呢！我今晚就挺里头睡，窑洞塌了正好！”
史冬喜看了看她家窑洞的拱顶，一摊水印在顶上画了个大地图，几片土皮已落下来了。史六妗子从土改分到那口楠木棺材后就常常在里面躺躺。她把自己几件银首饰，一个玉镯子都藏在棺材里。后来把一点白面也藏在里面。
冬喜知道要史六妗子搬出窑洞去是不可能的，除非把她的楠木棺材一块儿抬到小学校去。
晚上雨小了，到入夜时云裂出一条缝，露出半个月牙儿来。原先在小学校教室里打地铺的人把报纸、席片卷卷，都回家去了。史冬喜在学校门口又堵又截又骂街，没人理他，一窝蜂往校门外跑。第二天他叫来民兵连长，让他集合队伍去各家把人押出来。民兵们带着枪跑到社委，一查人数还不够半。连长报告史社长说，蔡书记把民兵带到河滩上抢修河堤去了。
冬喜说：“造的那些田泡也泡了，修他奶奶河堤弄啥？！”
他跑到河滩上，头一眼看见的就是敲锣打镲的小学生们。几面彩旗上的标语让雨淋糟了，墨汁淌成一道一道黑泪滴。蔡支书自己把裤腿挽到大腿根，红花裤衩的边儿也露了出来。她拿着铁皮喇叭又喊又唱，修河堤成办社火了。一个洛城来的报社记者正在拍相片，高兴得满脸红亮。
史冬喜这两年常常想，革命怎么越来越像唱大戏？到处都是搭台，到处见人登场。连报上的词也成了戏词儿。他去县里参加过“反右”大会，见一个县反出上千右派来。听听他们的右派言论倒是挺实在。从军队上回来的春喜听了哥哥的牢骚告诉他，他的牢骚话能让他当个合格右派。
他在孩子群里找到自己五岁的女儿，她背着弟弟跟在小学生后面瞎欢实。他对女儿大吼一声：“给我滚回家去！人家搭台唱戏，你跟着跑啥龙套？！你也想往那报上的相片里挤？！”
正在拍照的记者瞪他一眼，小声问蔡琥珀这个满口落后话的丑汉子是谁。蔡支书说：“哦，他呀。咱社的史社长。”
冬喜站到石头堆上，猛一吹哨。
人们都定住，“咣啷”一声，哪个小学生把锣掉在了地上。
冬喜说：“民兵跟我走！”
蔡琥珀说：“这儿正抢修河堤，保卫良田！……”
冬喜不等她说完，就说：“修个卵！这还是田吗？老早泡了，再来一场雨，这儿就是老河道了！所有人都跟我去帮着搬家，雨再下一天，窑洞准把人塌里头！”
蔡支书吼道：“都别走！这是公社的田，社员们花了几年的心血围造的！”
冬喜说：“我是民兵连老连长，民兵都跟我走。哟，都不想走？都等着把你那脸挤到他相片里去？”他指指记者的相机。
蔡支书说：“老史，你要注意了……”
“书记想搞我运动呀？”
“史冬喜同志！”
“你在这儿唱刀马旦吧，蔡琥珀。塌了窑洞死了人，咱上县委对公堂去！”
冬喜扯着自己的女儿，抱着自己的儿子走去。没一个人跟上他。走了几步，后面锣、镲又响了。等他走到让雨浇坏的谷子地边上时，蔡支书又唱了起来。这个英雄寡妇嗓音又亮又左，给喇叭传送到厚厚的云里。冬喜苦笑，他是唱不过她的。
他把孩子们送回家后，雨果真来了。来得凶恶，几步外看不见人，看不见物。他跑出家门，雨点扫射在他胸口上。他带着民兵们强行把人从窑洞里拉出来。谁都舍不下家里的那点东西，有的顶着方桌，有的扛着板凳，孩子们头上扣着锅，拎着鸡下的蛋，媳妇闺女们抱着纺好的线和没纺的花，到了天黑，才算完成了一场搬迁。
冬喜带着两三个人一个窑洞一个窑洞地查看，被拴在院子里的狗在空了的村里叫，叫得直起回音。
快天亮时冬喜在小学校里按花名册一家一家查点人数。查到一个叫宝石的媳妇面前，他问：“你婆子呢？”
宝石看看周围，说：“谁知道。”
冬喜明白她们婆媳常打架，宝石的丈夫又在外当兵。他什么话也不再问，拔腿就往村里跑。天已经明了，雨还在扫射。他跑到宝石家，钻进漆黑瘟臭的窑洞就听见老婆儿口齿不清地说：“你巴不得我砸里头，你回来弄啥？”
冬喜上去把她从床上拉起来，这才明白宝石为什么把她丢下：老婆儿一身屎尿，早就半身不遂了。他把老婆儿往背上一甩，万幸她病得只剩了一把骨头。他刚走两步，老婆儿说：“我的钱！我儿子寄给我的！”
他从她枕头里摸出一些钞票，让她紧紧攥在手里，正要往外摸，顶塌了。最后一刻，他想，要是能和葡萄一块儿砸在窑洞里就美了。
正在死去的冬喜当然不知道葡萄最后一次见到他想告诉他的秘密。他渐渐停止住的脑子里还记有她最后一个歹歹的眼神，和她使那眼神时说的话：“今夜到小学校后面的教堂来。”教堂里只剩了一个嬷嬷，又老又聋，她屋外有个小棚，棚里堆的是嬷嬷们多年前装订的圣经。圣经没人要了，全堆在那里头，让虫子吃虫子住。她想和他在那里头好一回。然后她要把一件事告诉他。冬喜到永远闭上眼也没想到葡萄胆大到什么程度，在众人鼻子尖下面把恶霸公爹藏了。他也没想到葡萄看透了他，看透他是那种值得她交托秘密的人。他躺在厚厚的土底下，身上压着一个死老婆儿和一整座窑洞，他再没了和葡萄偷欢的福分，再没了为她分担那个生死秘密的机会。他闷声不响地一趴，省了县委把他当成右倾来斗争，更省了大家的事：在几年后把他打成“走资派”，给他糊纸帽子，剃阴阳头，拉他上街批斗。
冬喜给挖出来，给停放在戏台上，身边放满他最讨厌的纸花。他渐渐泡浮起来，变味变色的肉体上，还留有葡萄最后的温存抚摸。他省得和媳妇啰嗦了，不然他这时说不准正和媳妇在说离婚的事。他在追悼会堂里给拍了不少照，这也是他讨厌的事。他的照片给登上了报纸，他一死就从“右倾”转变成了“榜样”，“优秀共产党员”，“英雄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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