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过去，老几习惯了一些。他对自己的伸缩xing非常自信，觉得如果要在黑号子里长住，就不该无所事事，而应该接着写作他的散文或随笔了。
老几在黑号子里吃了九顿饭之后就开始盲写他的随笔了。就像棋手下盲棋一样，他盲写的遣词造句以及段落同样在脑子里铺设得清清楚楚。所有润色修饰都是在脑子里进行，一稿和另一稿绝不会弄混。
十多年来他给婉喻写的每一封信，都在他脑子里存了档；每一封信都有两个版本，婉喻收到的，也就是被××信箱后面那些眼睛看过的，是公开版本，而对称每一个公开版本，都有一个私房版本。在黑号子里他写的就是跟每一个公开版本对称的私房版本。比如说1954年秋天，他糊里糊涂被投进提篮桥监狱，不久给婉喻写了封信，公开版本上他请婉喻送几件必需品到监狱：三条短内裤，一条长内裤，一盒万金油，因为常常被蚊子咬。还写到重阳节忘了去看看恩娘的坟，让孩子们替他去补上一次坟。最后他说，小女儿丹珏问他考大学该主修什么。那时他建议她主修文学。但他改变主意了，建议丹珏学生物。对称这封公开版本，他在黑号子里盲写给婉喻的私房版本比较抒qíng，说被捕后的几天他常常想到最后跟婉喻的告别：婉喻怎样跟着他从楼上书房出来，又怎样跟着他一步步下楼梯，最后又怎样被警察挡在楼梯口。他回头的时候，看见她手里拿着他的那双进口羊皮拖鞋，还以为舒服惯了的丈夫到任何地方都离不得这双舒适的拖鞋。婉喻那样拿着他的旧拖鞋站在楼梯口，使他相信他一定会归家。
老几不紧不慢地踱步，从黑暗的一端走向另一端，思维奔放让他享受。他现在的境况是笛卡尔求之不得的。把思考当成最大的事来gān的笛卡尔为摆脱串门的朋友，把家搬出了祖国法兰西，搬到荷兰。他以为在陌生人的国家他会被遗忘，从而把专职的思考进行到底。但新的熟人还是不可避免地在荷兰积累起来，因此他不得不持续搬家，以躲避熟人。所以到他离开荷兰的时候，笛卡尔一共搬了二十四次家。对比笛卡尔的无奈和不自由，老几对自己在黑号子里获得的思考自由非常满足。没有一个人比此刻的老几更能体味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了。柔软微臭的黑暗中都是他的“思”，他的“在”；他跟自己的“思”和“在”简直肩擦肩，头碰头。他决定从那一天就开始给妻子冯婉喻写一本书信体的随笔。每次写给婉喻的信里，他真正要说的话都无法说，但他都把那些话存进了记忆。
黑号子的dòng口每到早晨打开一次，然后便桶和早饭盆在dòng口进行jiāo换，等于一次体外的生理循环。有一天，在进行这个体外循环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三十多个小时没合过眼了。不间断的黑暗把他的身体和jīng神功能弄混乱了，所有的能量都提供给了越来越奔放的思维。一个思路和另一个思路竞赛，不久就有十多个思绪在赛跑。这些思绪把他变成了一支多芯的蜡烛，同时燃烧，疯狂地消耗他。他盲写的句子和段子落在无限的黑暗上，黑暗可以无止境吸收他盲写的成果，无论他写出多少，立刻填进了无底的黑暗，立刻被黑暗消化。每次他筋疲力尽地倒在芨芨糙铺位上，闭上眼睛，希望思维停止喷she，希望所有蜡烛芯一同熄灭，但他发现自己的眼睛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大大地睁开，盲写的句子一个追逐下一个，头一个尚未落定，下一个已经cha进序列。
这以后，老几不再有困意，也不再有胃口，对于寒暖的感受也迟钝了。除了在黑号子里来回踱步，疯狂盲写，就是坐在糙铺上歇一口气，接着再疯狂盲写。他从记忆里的一摞稿纸盲写到另一摞稿纸，就像一个盲棋棋手同时下五六盘盲棋。他从来没有好好地告诉婉喻，从重庆回上海的大迁徙是怎样的局面，此刻他有太阔绰的时间来写了。
第十八章 还乡
我在1989年第一次阅读我祖父的回忆录时，被那样壮阔的迁徙场面震住。我祖父和其他一些教授、学生和一些回归下江的旅客乘着爆满的船沿江而下，在宜宾被吆喝下船，原因是船的机械出了故障。六个小时后，他和一些旅客去附近的小馆子买吃的回来，发现船已经跑了，岸上的搬运工告诉他们，因为船上装了一批东西装不下人，所以开跑了。旅客们这才发现上了当，船上特等舱的阔佬旅客们为了紧急运送他们的走私货物，制造了一起“机械故障”，让大部分乘客下了船，腾出地方来装载他们从陆路运来的货物。旅客们就在那个小码头等了许多天，江上满载走私品的船只把江面都遮住了，忙得没有一只船停下来载他们。他们走了一天旱路，在一个小码头挤上一条难民船，继续余下的航程。我的蓬头垢面、衣衫不整的祖父登陆上海时，这个从来不以美德著称的大都市在他眼前是这样呈现的：许多楼房空了，贴着各个衙门的封条，它们都是作为日产被“接收”后，再被暗转产权的。抢占和接收成了同义词；接收还要看谁出手早，出手qiáng硬。街上常常有为一个文件柜或者一张办公桌动拳脚的。还有一些空楼房挂出牌子出售，但自称房主的人可以有三四个。抢不到房产的人把日本人铺的地板在一夜间撬走。没有地板可撬的就卸下百叶窗，门和窗帘框子都剜下抬走。曾被日本人占据的工厂也会同时有几个合法接收者，分不均匀就把机chuáng拆掉卖零件，卖库房里的成品或半成品。
1945年底，我祖父就回到了这样一个上海。
焉识从十六铺码头步行回到家的时候，除了一身污垢，以及一身从难民那里来的虱子，他几乎一无所有。恩娘和我祖母冯婉喻看见一个大个头叫花子走进厨房，用了好几秒钟才把他认出来。其实他也用了好几秒钟才认出了婉喻和恩娘。原来就是纤细类型的婆媳俩此刻形销骨立，棉袍晃dàng晃dàng的，领口和袖口都成了空dòng。靠典当和恩娘过日子的技巧，还是难度无米之炊。恩娘抱住焉识，一口一个“短命打仗啊！……”
家里也变了。陈设和家具大致都在，位置却摆得很奇怪，还添了一个日本橱柜，一个和式矮桌，一面日本屏风。但陆家祖传的几个康熙年间的粉彩缸和几件宋代官窑瓷器一件也没了。恩娘告诉焉识，为了维持一家五口吃穿，1941年底她做主把陆家的房子租给了一个日本家庭，男人是银行襄理，然后用日本人付的租金在杨树浦路租了两间房，婉喻也找了个誊抄信件文件的工作，挣的钱给三个孩子添添营养和衣服。日本家庭在停战第二个礼拜就退了租，他们才搬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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