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净坛将军即小说《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原作净坛使者），关于他化为鲫鱼（原作鲇鱼）在女妖们的大腿间钻来钻去的故事，见该书第七十二回。
——兼示丰之余先生
烈文兄：
那天电车上匆匆一晤，我因为要到民九社书铺去买一本看中意了的书，所以在王家沙下车了。但那本书终于因价钱不合，没有买到，徒然失去了一个与你多谈一刻的机会，甚怅怅。
关于“《庄子》与《文选》”问题，我决不再想说什么话。本来我当时填写《大晚报》编辑部寄来的那张表格的时候，并不含有如丰先生的意见所看出来的那样严肃。我并不说每一个青年必须看这两部书，也不是说每一个青年只要看这两部书，也并不是说我只有这两部书想推荐。大概报纸副刊的编辑，想借此添一点新花样，而填写者也大都是偶然觉得有什么书不妨看看，就随手写下了。早知这一写竟会闯出这样大的文字纠纷来，即使《大晚报》副刊编者崔万秋先生给我磕头我也不肯写的。
今天看见《涛声》第四十期上有一封曹聚仁先生给我的信，最后一句是：“没有比这两部书更有利于青年了吗？
敢问。”这一问真问得我啼笑皆非了。（曹聚仁先生的信态度很真挚，我将有一封复信给他，也许他会得刊在《涛声》上，我希望你看一看。）
对于丰之余先生我也不愿再冒犯他，不过对于他在《感旧》（上）那一篇文章里三点另外的话觉得还有一点意见——
（一）丰先生说：“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是的，新青年尚且可以有旧思想，那么像我这种“遗少之群中的一肢一节”之有旧思想似乎也可以存而不论的了。至于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则似乎写《庄子》那样的古文也不妨，只要看它的内容如何罢了。
（二）丰先生说不懂我劝青年看《庄子》与《文选》与做了考官以词取士有何分界，这其实是明明有着分界的。前者是以一己的意见供献给青年，接受不接受原在青年的自由；后者却是代表了整个阶级（注：做官的阶级也），几乎是qiáng迫青年全体去填词了。（除非这青年不想做官。）
（三）说鲁迅先生的文章是从《庄子》与《文选》中来的，这确然是滑稽的，我记得我没有说过那样的话。我的文章里举出鲁迅先生来作例，其意只想请不反对青年从古书求得一点文学修养的鲁迅先生来帮帮忙。鲁迅先生虽然一向是劝青年多读外国书的，但这是他以为从外国书中可以训练出思想新锐的青年来；至于像我那样给青年从做文章（或说文学修养）上着想，则鲁迅先生就没有反对青年读古书过。举两个证据来罢：一，“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见北新版《华盖集》第四页。）这可见鲁迅先生也承认要能作文，该多看中国书了。而这所谓中国书，从上文看来，似乎并不是指的白话文书。二，“我常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dòng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见北新版《而已集》第四十五页。）
现在，我想我应该在这里“带住”了，我曾有一封信给《大晚报》副刊的编者，为了尊重丰之余先生的好意，我曾请求允许我换两部书介绍给青年。除了我还写一封信给曹聚仁先生之外，对于这“《庄子》与《文选》”的问题我没有要说的话了。我曾经在《自由谈》的壁上，看过几次的文字争，觉得每次总是愈争愈闹意气，而离本题愈远，甚至到后来有些参加者的动机都是可以怀疑的，我不想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漩涡，所以我不再说什么话了。昨晚套了一个现成偈语：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唯无是非观庶几免是非倘有人能写篆字者乎？颇想一求法挥，张之素壁。施蛰存上（十九日）。
十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少看中国书”二句见《华盖集·青年必读书》。〔３〕《易经》又名《周易》，儒家经典，古代记载占卜的书。其中卦辞、爻辞部分，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书经》，又名《尚书》，儒家经典，我国上古历史文件的汇编。
孺牛
关于张献忠〔２〕的传说，中国各处都有，可见是大家都很以他为奇特的，我先前也便是很以他为奇特的人们中的一个。儿时见过一本书，叫作《无双谱》〔３〕，是清初人之作，取历史上极特别无二的人物，各画一像，一面题些诗，但坏人好像是没有的。因此我后来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着中国人xing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国的“人史”，如英国嘉勒尔〔４〕的《英雄及英雄崇拜》，美国亚懋生〔５〕的《伟人论》那样。惟须好坏俱有，有啮雪苦节的苏武〔６〕，舍身求法的玄奘〔７〕，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孔明〔８〕，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后已”的王莽〔９〕，有半当真半取笑的变法的王安石〔１０〕；张献忠当然也在内。但现在是毫没有动笔的意思了。
《蜀碧》〔１１〕一类的书，记张献忠杀人的事颇详细，但也颇散漫，令人看去仿佛他是像“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样，专在“为杀人而杀人”了。他其实是别有目的的。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qíng，完全一样。他还有兵，而没有古董之类，所以就杀，杀，杀人，杀……但他还要维持兵，这实在不过是维持杀。他杀得没有平民了，就派许多较为心腹的人到兵们中间去，设法窃听，偶有怨言，即跃出执之，戮其全家（他的兵像是有家眷的，也许就是掳来的妇女）。以杀治兵，用兵来杀，自己是完了，但要这样的达到一同灭亡的末路。我们对于别人的或公共的东西，不是也不很爱惜的么？
所以张献忠的举动，一看虽然似乎古怪，其实是极平常的。古怪的倒是那些被杀的人们，怎么会总是束手伸颈的等他杀，一定要清朝的肃王〔１２〕来she死他，这才作为奴才而得救，而还说这是前定，就是所谓“chuī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１３〕。但我想，这豫言诗是后人造出来的，我们不知道那时的人们真是怎么想。
七月二十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申报·自由谈》。〔２〕张献忠（１６０６—１６４６）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崇祯三年（１６３０）起义，转战河南、陕西等地。崇祯十七年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国。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出川，有川北盐亭界为清兵所害。旧史书中常有关于他杀人的夸大记载。〔３〕《无双谱》清代金古良编绘，内收从汉到宋四十个名人的画像，并各附一诗。
〔４〕嘉勒尔（Ｔ．Ｃａｒｌｙｌｅ，１７９５—１８８１）通译卡莱尔，英国著作家及历史学家。著有《法国革命史》、《过去与现在》等。《英雄及英雄崇拜》是他的讲演稿，出版于一八四一年。
〔５〕亚懋生（Ｒ．Ｗ．Ｅｍｅｒｓｏｎ，１８０３—１８８２）通译爱默生，美国著作家。著有《论文集》、《英国人的xing格》等。《伟人论》（一译《代表人物》）是他于一八四七年访问英国时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讲演稿，后经整理于一八五○年出版。
〔６〕苏武（？—前６０）字子卿，京兆杜陵（今属陕西西安市）人。汉武帝天汉元年（前１００）以中郎将出使匈奴，被单于扣留，幽禁在一个大窖中，断绝饮食。他啮雪吞毡，得以不死。后又被送到北海（今苏联贝加尔湖）无人处去牧羊，他仍坚苦卓绝，始终不屈。直到汉昭帝始元六年（前８１），因匈奴与汉和好，才被遣回朝。〔７〕玄奘（６０２—６６４）唐代高僧，翻译家、旅行家。本姓陈，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隋末出家。他鉴于初期输入的佛典不够jīng确完全，佛教内部对教义阐发不一，立志亲赴佛教发源地天竺（古印度）求法，于贞观三年（６２９，一说贞观元年）自长安西行，取道甘肃、新疆，过沙漠，越葱岭，经阿富汗，历尽艰险到达印度，在中印度摩揭陀国那烂陀寺从戒贤法师钻研梵典，又遍游印度半岛的东部和西部，后于贞观十九年返抵长安。他带回经卷六五七部，与其弟子们共译七十五部，计一三三五卷。此外，他又口述所历诸国风土，由僧人辩机编录而成《大唐西域记》一书。
〔８〕孔明（１８１—２３４）姓诸葛名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蜀汉丞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句，是他在建兴六年（２２８）十一月上蜀后主刘禅奏章中的话。这篇奏章世称为《后出师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未载，见于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晋代习凿齿的《汉晋chūn秋》，据说出于三国时吴国张俨的《默记》。〔９〕王莽（前４５—２３）字巨君，东平陵（今山东历城）人。西汉末年，他以外戚由大司马逐渐做到“摄皇帝”，实际掌握了当时的政权。公元八年，他废孺子婴，自立为帝，国号新。即位后他模仿古法，改定一切制度，如收全国土地为国有，称为“王田”，不得买卖；一家男口不满八人而有田一井（九百亩）以上的，将余田分给同族或乡里；奴婢称为“私属”，禁止买卖等等。但后来一切新政又都先后废止，王莽本人则在对农民起义军作战失败后被杀。
〔１０〕王安石（１０２１—１０８６）字介甫，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北宋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在宋神宗熙宁二年（１０６９）任宰相，实行改革，推行均输、青苗、免役、市易、方田均税、保甲、保马等新法。后来因受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和攻击而失败。〔１１〕《蜀碧》清代彭遵泗著，四卷。内容系记述张献忠在四川时的事迹，特别夸张了他杀人的事。作者在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作的自序中说，该书系根据幼年所闻张献忠遗事及杂采他人记载而成。〔１２〕肃王即豪格（１６０９—１６４８），清太宗长子，封和硕肃亲王。顺治三年（１６４６）率清兵进攻陕西、四川，镇压张献忠部起义军。〔１３〕“chuī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这是《蜀碧》卷三所载关于张献忠之死的预言诗：“初，成都东门外，沿江十里，有锁江桥，桥畔有回澜塔，万历中布政使余一龙所建，……（献忠）命毁之，就其地修筑将台，穿xué取砖，至四丈余，得一古碑，上有篆文云：‘修塔余一龙，拆塔张献忠。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妖运终川北，毒气播川东。chuī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炎兴元年，诸葛孔明记。’至肃王督师攻献，于西充she杀之，乃知‘chuī箫不用竹’，盖‘肃’字也。”按张献忠之死，据《明史·张献忠传》载：“顺治三年，献忠尽焚成都宫殿庐舍，夷其城，率众出川北；……会我大清兵至汉中，……至盐亭界，大雾，献忠晓行，猝遇我兵于凤凰坡，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于是我兵擒献忠出，斩之。”但清代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卷七十七则说张献忠是“以病死于蜀中”，与清代官修的《明史》所记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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