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看，那盛过咸菜的花碟里，扔着一块馍，上面夹着没有揉散的碱面团儿；另有稀饭中的一个米团儿，不过指头大，也被老师挑出来。我立时觉得脸上发烧，这是老师对管饭的家长最不光彩的指责……
妈妈看见了，一下子跌落在板凳上，脸色羞愧极了。
父亲瞅着，也气得脸色铁青，一把抓起“展览”着碱团儿和米团儿的花碟子，一扬手，摔到院子里去了。
后晌上学的时候，风葫芦在村口拉住我，慷慨地说：“我再给你一块蚕籽儿！”
我心里冷得很：“不要咧。”
“咋咧？”
“我不想……养蚕儿咧！”
没过几天，学校里来了一位新老师，分了班，把一、二年级分给新来的老师教了。
他很年轻，穿一身列宁式制服，胸前两排大纽扣，站在讲台上，笑着给我们介绍自己：“我姓蒋……”说着，他又转过身，从粉笔盒儿里捏起一节粉笔，在木头黑板上，端端正正写下他的名字，说：“我叫蒋玉生。”
多新鲜啊！往常，同学们像忌讳祖先的名字一样，谁敢打问老师的姓名呀！四十来个学生的初级小学，只有一位老师，称呼中是不必挂上姓氏的。新老师一来，自报姓名，这种举动，在我的感觉里，无论如何算是一件新奇事。他一开口，就露出两只小虎牙，眼睛老像是在笑：“我们先上一节音乐课。你们都会唱什么歌？”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人回答。我们啥歌也不会唱，从来没有人教给我们唱歌。我只会哼母亲教给我的那几句“绣荷包”。
蒋老师把词儿抄在黑板上，就领着唱起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没有丝毫音乐训练的偏僻山村的孩子，一句歌词儿，怎么也唱不协调。我急得张不开口，喉咙里像哽着一团什么东西，无端地落下一股泪水。好久，在老师和同学的歌声中，哽在喉咙里的硬团儿，渐渐溶化了，心里清慡了，张着嘴，唱起来：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我爬上村后那棵老桑树，摘了一抱最鲜最嫩的桑叶，扔给风葫芦，就往下溜，慌忙中，松了手，摔到地上，半天爬不起来，嘴里咸腻腻的，一摸，擦出血了，烧疼烧疼。
“你俩gān什么去了？”蒋老师吃惊地说。
我俩站在教室门口，低下头，不敢吭声。
“脸上怎么弄破了？”他走到我跟前。
我把头勾得更低了。
他牵着我的胳膊朝他住的小房子走去。这回该吃一顿教鞭了！我想，他不在教室打，关在小房子打起来，没人看见……
走进小房子，他从桌斗里翻出一团棉花，撕下一块，缠在一根火柴棒上，又在一只小瓶里蘸上红墨水一样的东西，就往我的脸上涂抹。我感到伤口又扎又疼，心里却有一种异样的温暖。他那按着我的头顶的手，使我想到母亲按抚我的头脸的感觉。
“怎么弄破的？”他问。
“上树……摘桑叶。”我怯生生地回答。
“摘桑叶做啥用？”他似乎很感兴趣。
“喂蚕儿。”我也不怕了。
“噢！”他高兴了，“喂蚕儿的同学多吗？”
“小明，拴牛……”我举出几个人来，“多咧！”
“你养了多少？”
“我……”我忽然难受了，“没养。”
“那好。”他不知我的内qíng，喜眯眯的眼睛里，闪出活泼的好奇的光彩，“你们养蚕gān什么？”
“给墨盒儿做垫子。”我说着话又多了，“把蚕儿放在一个空盒里，它就网出一片薄丝来了。”
“多有意思！”他高兴了，拍着手，“把大家的蚕养在一起，搁到我这里，课后咱们去摘桑叶，给同学们每人网一张丝片儿，铺墨盒，你愿意吗？”
“好哇！”我高兴地从椅子上跳下来。
于是，后晌，他领着我们满山满沟跑，采摘桑叶。有时候，他从坡上滑倒了，青糙的绿色液汁粘到裤子上，也不在乎。他说他家在平原上，没走过坡路。
初夏的傍晚，落日的余晖里，霞光把小河的清水染得一片红。蒋老师领着我们，脱了衣服，跳进水里打泼刺，和我们打水仗。我们联合起来，从他的前后左右朝他泼水。他举起双手，闭着眼睛，脸上流下一股股水来，佯装着求饶的声调，投降了……
这天早晨，我和风葫芦抱着一抱桑叶，刚走进老师的房子，就愣住了。
老师坐在椅子上发呆，一副悔恨莫及的神色，看见我俩，轻声说：“我对不起你们！”
我莫名其妙，和风葫芦对看一眼。
“老鼠……昨晚……偷吃了……蚕！”
我和风葫芦奔到竹箩子跟前，蚕少了！一指头长的又肥又胖的蚕儿，再过几天该网茧子了。可憎的老鼠！
风葫芦表现得很慷慨：“老师，不要紧！我从家里再拿来……”
老师苦笑一下，摇摇头。
我心里很难受。我不愿意看见那张永是笑呵呵的脸膛变得这样苦楚，就急忙给老师宽解：“他们家多着哪！有好几竹箩！”
“不是咱们养的，没意思。”他站起来，摇摇头，惋惜地说。
三天之后，有两三条蚕儿爬到竹箩沿儿上来，浑身金huáng透亮，扬着头，摇来摆去，斯斯文文地像吟诗。风葫芦高兴地喊：“它要网茧儿咧！”
老师把他装衣服的一个大纸盒拆开，我们帮着剪成小片，又用针线串缀成一个一个小方格，把那已经停食的蚕儿提到方格里。
我们把它吐出的丝儿压平：它再网，我们再压，qiáng迫它在纸格里网出一张薄薄的丝片来……
陆续又有一条一条的蚕儿爬上箩沿儿，被我们提上网架。老师和我们，沉浸在喜悦的期待中。
“我的墨盒里，就要铺一张丝片儿了！”老师高兴得按捺不住，像个小孩，“是我教的头一班学生养蚕网下的丝片儿，多有意义！我日后不管到什么地方，一揭墨盒，就看见你们了……”
第二天，早饭后，上第一节课了。他走进教室，讲义夹上搁着书本，书本上搁着粉笔盒，走上讲台，和往常一模一样。我在班长叫响的“起立”声中站起来，一眼看见，老师那双眼睛里有一缕难言的痛楚。
他站在讲台上，却忘了朝我们点头还礼，一只手把粉笔盒儿也碰翻了，qíng绪慌乱，说话结结巴巴：“同学们，我们上音乐课……”
怎么回事啊？昨天下午刚上过音乐课了，我心里竟然不安起来，似乎有一股毛躁的qíng绪从心里窜起。老师心里有事，太明显了！
老师勉qiáng笑着：“我教，你们跟着唱：‘chūn风，chuī遍了原野……’”
我突然看见，刚唱完一句，他的眼角淌下一股泪水，立即转过身，用手抹掉了。然后再转过身来，颤着声，又唱起来：
“chūn风，chuī遍了原野……”
我闭了口，唱不出来了。风葫芦竟然“哇”地一声哭了。教室里，没有一个人应着唱。
“我要走了，心想给大家留下一支歌儿……”他说不下去了，眼泪又窜下来，当着我们的面，用手绢擦着，提高嗓音，“同学们，唱啊！”
他自己也唱不出来了，勉qiáng笑着，突然转过身，走出门去了。
我们一下子拥出教室，挤进老师窄小的房子，全都默默地站着。
他的被卷和书籍，早已捆扎整齐。他站在桌边，qiáng笑着，说：“我等不到丝片儿网成了。你们……把蚕儿……拿回家去吧！”说罢，他提起网兜，背上被卷。
我们从他手中夺过行李，走出小房。对面三、四年级的小窗台上，露出一个一个小脑袋。一声怕人的斥责声响过，全都缩得无影无踪了。
我的心猛一颤，还得回到驼背的那个教室里去吗？
走出庙院了，走过小沟了。眼前展开一片开阔的平地，我终于忍不住，问：“蒋老师，为啥要走呢？”
蒋老师瞧着我，淡淡地说：“上级调动。”
“为啥要调动呢？你刚来！”风葫芦问。
老师走着，紧紧闭着嘴唇，不说话。
我又问：“为啥不调动驼背？”
蒋老师看看我，又看看风葫芦，说：“有人把我反映到上级那儿，说我把娃娃惯坏了！”
我迷蒙的心里透出一条fèng儿，于是就想到村子里许多议论来。乡村人看不惯这个新式先生，整天和娃娃耍闹，没得一点儿先生的架式嘛！自古谁见过先生脱了衣裳，跟学生在河里打水仗？失了体统嘛！我依稀记得，我的父亲说过这些话，在大槐树下和几个老汉一起说。那个现在还不知姓名的盘踞在小庙里的老师，也在村里人中间摇头摆手……他们却居然不能容忍孩子喜欢的一位老师！
三十多年后的一个chūn天，我在县教育系统奖励优秀中小学教师的大会上，意外地握住了蒋老师的手。他的胸前挂着“三十年教龄”纪念鳝，金光给他多皱的脸上增添了光彩。
他向我讨要我发表过的小说。
我却从日记本里给他取出一张丝片来。
“你真的给我保存了三十年？”他吃惊了。
哪能呢？我告诉他，在我中学毕业以后，回到乡间，也在那个拆掉古庙新盖的小学里教书。第一个chūn天，我就记起来该暖蚕籽儿了。和我的学生一起养蚕儿，网一张丝片，铺到墨盒里，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带着我踏上社会的第一个chūn天的qíng丝……
老人把丝片接到手里，看着那一根一缕有条不紊的金huáng的丝片，两滴眼泪滴在上面了……
1982.1灞桥
川塬上下那些被树木笼罩着的村庄，人家生产队里的gān部也不知是咋样产生出来的。地处小河湾的小王村，年年换一队长，却是挨家挨户轮流上台坐庄的。
轮到五十岁的王泰来上台执政的时候，老汉愁得几夜睡不着觉，仓库里连一颗储备粮也没有。出纳员紧紧锁着的抽屉桌斗里，只有几枚硬币。而信用社里的贷款已经援下近乎两万块了。
人事关系复杂到出门少说闲话的严重地步，常常因一句无根无梢的闲话打架骂仗，不惜全家整门子出动……
年景也不好，自打麦子播下地，没见过雨雪。麦苗又稀又huáng，看了令人灰心！这个队长当到年底，有什么盼头呢？
连续有几个长辈劝说了四五个晚上了，每年chūn天，就是这几个老汉出面劝服将要轮到上台的gān部。有什么办法！小王村和大王村是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早已不行使他对这个挂在大王村偏旁的复杂的“小台湾”的党、政权力了。“小台湾，我管不了！”他公开在公社说，也公开在小王村任何人面前说，丝毫也不怕降低他的威信。所以，给小王村安排gān部，就是既不属于党，也不属于政的那几位长老每年必尽的义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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