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桌子顶头,给我念他刚刚写完的一篇小说。
他每写完一篇小说,都要念给我听,从来不让我亲自去看,说是糙稿字迹零乱,不大看得清楚。我却相信我能看得清楚,因为我有时看见他念的作品,实际是已经抄写得很整洁的修改稿了,然而又不好意思执意要过来看。我要是写出一篇习作,要征询他的意见,刚从桌斗或口袋里拿出来,他就伸过手来,说:“让我看看。”于是,他就用指尖在嘴唇上抹上一点口水,翻揭着纸页看起来。我多少觉得我们之间有点不平等。
我坐在炕边上,胳膊时搭在炕头搁放油灯的土台上,用手撑着下巴。静心屏息地听他朗读那万余字的短篇小说。有时坐得累了,有时听得烦了,我就打量一下这间熟悉的小屋。一间窄小的老式厦屋,土炕占去了大半空间。靠墙放着一张同样是老式的带抽屉的条桌,条桌的拉把儿是一只huáng铜铸成的树叶,闪闪发亮。门和桌子之间的空档恰尺等寸可以安置一把椅子,他就坐在这把直背老式椅子上,就着门口照到桌面上的亮光,读书或者写稿。靠着后墙的那一步之宽的空间,放着一个大红色的条形板柜;柜子上方,架着两只同样是大红色的木箱,那是他的新媳妇的陪嫁品。他的新媳妇坐在炕的那一头,低头捉着剪刀,在一张褙纸上比划着、裁剪着鞋底儿。
每当我思想抛锚,神志不专的时候,他的朗读声就提高半度,而且侧过头看我一眼。我立即抖擞jīng神,做出专心致志听着的神态。他的声音又舒畅地继续下去。
每当读到有趣的qíng节或细节,他的声调里就泛出一种得意的色彩,惹得我和他同时笑起来。他的新媳妇也低头抿嘴在笑,却不出声。我特别注意她的反应,凡是她有明显的反应的地方,我就觉得大抵是他写得最成功的段落。
一篇稿子读完,他放下稿纸,笑着侧过头,慡快地说:“感觉如何?随便说。”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在一个旧罐头盒子里捏起一撮旱烟未儿,撒在一络用废弃稿纸裁成的纸条上,在手心三拧两转,就制造出一根喇叭形状的纸烟了,我也如法pào制,两人就对抽起来。我们没有固定工资,生产队要等农历年底才决分,通常是见不到什么钱的;我们谁也没有发表过一个字,自然没有稿费,谁也买不起一盒最廉价的纸烟,却又不习惯使用老庄稼汉们那种笨拙而又难看的huáng铜或白铁铸成的旱烟锅子。
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厦屋里,有两支又粗又长的烟卷在冒烟,他的新媳妇轻轻咳嗽起来,呛得眯起眼睛。我们俩毫不理会,早在烟雾升腾里,为他的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一个qíng节或细节的合理xing与必要xing,争吵得一塌糊涂了。
他所极力维护着的某一得意之笔,我却毫不客气他说那一段应该彻底gān净地删除掉,于是,争论就不可避免了。对于他看过的我的习作,类似的争议似乎更为激烈。我和他尚未养成高雅的涵养,譬如说,应该谦逊地听取对方的意见,不应该当面眼对眼牙对牙地驳斥;应该斟酌给对方谈意见的方式方法,尤应以鼓励为主,先谈优点,再说不足,然后再提出修改补救的措施,使对方于心理和感qíng上易于接受。没有。我们之间从一开始好像就没有这种文质彬彬的习惯,一当讨论起来,就争就吵。开始时,他的新媳妇曾经劝过我们,不要失了和气,后来习以为常了,就只顾剪她的鞋底或者纳扎鞋帮,一任我们去吵。如果是在冬天的夜晚,吵得夜深了,她会从锅里端来一盘刚刚蒸熟的红苕,送到条桌上,那是十分惬意的夜餐了……
看着他的新媳妇又一次捂着嘴打着呵欠,悄悄抹着困倦的泪水,我就起身告辞。他送我到村外,兴犹未尽,于是就站在小沟的水渠旁继续高谈阔论,丝毫也不担心谁听了去。
这个时候,刚刚进入60年代的乡村里,正经历着解放十多年来最普遍、最严重的第一次饥懂的时月。我和他——惠畅,两个一前一后从县城一中毕业的高中毕业生,都在疯狂地追求着同一个目标,我们都需要这种推心置腹的毫不隐讳的直率的争吵。我们将在这种争吵声中,走向生活,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中国文坛,争吵声中也许会诞生并不亚于《静静的顿河》那样的史诗……
天傍晚,惠畅到我家来,约我去看电影。
对河的五里镇上,大约一月里演出一场电影。这一晚,是五里镇方圆十余里几十个村庄青年们的节日。尽管是已经被城里人看腻了的过时的旧片子,无论好坏优劣,我们都有耐心看到最后,甚至觉得听一听电影音乐,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村子里没有通电,收音机见不到一台,jīng神生活的贫乏和物质生活的贫乏一样使人感到饥肠辘辘。每当五里镇一月一次的“电影节”到来的时候,我们俩必定不能或缺。
月色柔媚,知了和纺织娘在河岸边的杨柳林带里叫成一片。从各个村庄通五里镇的好多条河川土路上,手电的光柱忽闪明灭,抽烟的火光瞬息即逝,男孩子们的唿哨,女娃娃的尖利响亮的笑声,此呼彼应的欢愉的嗓门,轻狂放làng的哄闹嬉笑的声làng,充塞了往日里静谧的河川的夜空。
我们涉过浅浅的河水,急急赶到五里镇。小学校的门口,人头攒动,灰尘在明亮的电灯光里浮动,广播在大树杈上播出诱惑力极qiáng的乐曲。我们俩不约而同地翻起裤兜,掏出零碎的天蓝色和huáng色的贰分、一分的纸币,数起来,两人的钱,合在一起,真是万幸,竟有二毛多了,买过两张票,花去贰毛整,竟然还有五六分宽余,我们就盘算该怎样挥霍享受这一笔余款了。
“买糖还是买烟?”我征徇他的意见。
“买烟。”他总是比我更有主见。
我真想吃糖。我大约有一年多没有尝过糖的那种美好的滋味了。站在露天的电影场上,瞅着银幕上的惊险的反特故事片的画面,手cha在裤兜里,嘴里含一颗水果糖,那该是一种多么舒心的享受哇!不过,买烟的主意也不错,我们平时用纸条儿卷旱烟未儿的手艺,在黑暗的电影场上就有诸多不便之处了。好!我立即表示赞同,我们俩走到一个卖烟的小摊前了。
“买哪种烟呢?”我间。
“‘航运’。”他说,一点也不犹豫。
白纸盒上印着一艘造形简陋而又画技拙劣的轮船,此烟牌号叫“航运”,售价一角二分钱一包,我递上六分钱去,巧极了,正好可以买到半包。我们每人装下五支,转过身去了。
在一根火柴上,我们点着了两支烟。多么奇妙的香味啊!我真舍不得将那令人沉醉的香味喷吐出来,实在比老旱烟未儿又辣又苦的味道好过千万倍了。嘴里咂着一支雪白的纸烟卷,昂首从小学校的门道里走进cao场,真是自觉神气而又排场,比在嘴里含一颗糖有声有色得多了。
看过电影,就不那么急着回家了。我们散涣地走着,品评着刚刚看过的电影,悠哉游哉走回到小河边上来,那些大帮大伙的男女青年放làng的声息,此时已经远远地流动到村庄里去了,河川里已经恢复了夏夜素有的静寂。
我们俩脱光衣服,在清凉的河水里躺下来,头枕着一块光滑的河石,把全身都浸泡在河水里。蚊虫无法下口,团团飞旋蜇磨在头顶,我们一人抓一把臭蒿子,悠悠拂打着蚊子。河水从胸膛上流过去,身子下边的沙子被掏空了,我就挪一挪位置。星星在蓝天上眨着眼睛,深邃无垠的天际神秘莫测,一缕缕轻纱蝉翼似的云丝在月亮的脸上飘过去,河滩又明亮起来。
“胡万chūn起初是个半文盲,现在是第一流作家了,真厉害。”我说。
“我们比他基础好多了,正牌高中毕业。”惠畅说,“自学起来更快。”
“胡万chūn投过二百次稿,才发表了百把字的一篇通讯。”我深感钦佩,对于我们俩都已知晓的这件轶事,总是兴趣不衰,“啊呀!我真是缺乏这样的恒心和耐心。”
“我相信,我们发表第一篇作品,绝对不需要用二百篇作铺垫。”他十分自信,用蒿糙在水里狠狠抽打一下,扬起来,“我要是写过50万字还不能发表一篇作品,那我就自杀!”
我缺乏他那样的自信,也就没有他那样的狠心,我说:“搞不了创作,当不成作家,也不必自杀呀!”
“玩笑一个。”惠畅不在乎地说,轻轻笑了,笑毕,却深富感qíng地说,“我他妈的不知怎么从小就迷上文学创作了!说真的,如果真的搞不出一点名堂,我不知道这辈子该怎么活着好!”
“咱们就拿出胡万chūn那股傻劲gān吧!”我说,“埋下头,gān它十年再说。”
这样的内容的扯谈,不知重复过多少次了。上海的工人作家胡万chūn正活跃于当时的中国文坛,《家庭问题》那篇小说使我们十分钦佩,从思想到艺术,甚至qíng节的铺展和细节的选择,都不厌其烦地讨论过三五次了。这种讨论,到后来往往就离开作品本身,延伸到作家的成长道路上来了。何止一个胡万chūn,中国的或外国的,当代的或古代的,所有能搜寻到手的作家文人们的传记和轶事,无疑是我们最感兴趣的jiāo谈的话题。
蝉鸣已经止歇,偶尔有零星的青蛙叫声从河岸边的稻田里传出。夏夜里虽然静寂,却使我们感到了潜伏着的生命的跃动,无边的包谷林里,传来飒飒飒的绿叶摆动的响声,小叶白杨在夜风中欢乐地歌唱。我们躺在南源和北岭之间的小河川道里,热烈地又是忧伤地谈着文学,谈着追求;谈到胡万chūn,我们就信心十足;可是一谈到神童刘绍棠,就黯然神伤了。
这个神秘的神童带给我们的,不是鼓舞而是悲哀。他怎么会在戴着红领巾的年龄就能发表小说呢?我们俩戴红领巾念完小的时光,只是对娃娃书兴趣十足,连小说这个名词压根都没听说过,刘绍棠上中学的时候,已经是出了名的作家了;我们已经高中毕业,至今还躺在huáng土山中的这一道小河里胡拉乱扯,一个字也没上过报纸或杂志哩!我们猜测他的宗室一定是文墨瀚海,祖荫厚极,自幼熏陶。然而,从一些零星的资料透露出的事实却是,他和我们完全相似,出之乡野,世代农耕。我很丧气,惠畅也不大乐观。从刘绍棠看来,文学创作需要天才,我们都暗自怀疑,自己是否具备这份天资?我们对批叛“右派”刘绍棠的文章无暇一顾,却对那个神童的“神”字感到神秘莫测。
“唉!没劲了。”我不由得叹气,“说起这个人,我就冒气了。”
“甭忘了,中国虽然有‘自古英雄出少年’的古训,也有‘大器晚成’的成语,可见什么都不尽然。”惠畅是很富于思辨的,“少年时代能成起事的,到底是个别人,多数人是青年和中年时候才露头。”
“我们若是‘大器’,迟成早成关系不大。”我仍然心里不踏实,“我们要是‘小器’呢?或者根本就不会成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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