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姑娘看着我，风骚地笑了，“别逗了。”
“怎么是逗？”我没言语，黑皮大衣先急了，“你找方言我们给你找来了。别害怕，是他，你就说是他，有我呐。”
“他怎么可能是方言？”姑娘上下打量着我，“方言怎么会是他？人家穿的可是英国‘快扒’。”
“真侮rǔ。”我笑着站起来，“那要不是我，我可就跟你没完了。”
“我什么时候借你的钱？”我走近问姑娘。
“错了。”黑皮大衣忙拦住我，“算了算了，这事错了。诳了她钱的是另一个人。”
“问清楚吧。”我推开黑皮大衣，“我不想把这姑娘怎么，就想问问。我还真没觉得这姑娘斑谰。”
“错了还有什么可问的？”黑皮大衣又挡住我，“问我。”
“没你的事。”我说，“是那个方言的事，我想打听打听。这事怪有意思的，还有一个方言，是吧，款姐儿？”
我让黑皮坐下，微笑着，听听故事。“这事我比你感兴趣，”
我对姑娘说，“那个方言也欠我一笔钱。”
“我是在友谊商店门口认识方言的。”姑娘讲。“那个方言又高又胖小平头戴副黑框眼镜，她把他当日本人了。她对他用日语说希望跟他兑换些日元外汇券或他身上有的其它什么，总而言之用她的特产换他的特产。他对姑娘用汉语说跟我讲中国话，我听得你讲日语我反而懵懂，总而言之装的像个大尾巴láng。我把他当成日本的中国油子了，姑娘惭愧地说他叫我跟他一起坐出租车走，我答应了。他说他叫方言太郎。
这个方言太郎自称是一半一半，父本中国母本东洋。所以日本中国的猫匿全知道，满口的北京土话连我都听着不明白，没两下子就被他哨晕了。姑娘跟他坐饭店泡酒吧进宾馆客房该gān的全没省略，发现这位即便不是日本人也是个地地道道的国际“大款”，出手大方服装考究贴身总是一百二十支纱的高级条格衬衫。
“他很古怪从来不在一个饭店住一夜以上，象个不停跋涉的旅人却又漫无目的，从未见他办过什么正经事和什么人接触，只是终日东游西逛。他不喝酒，烟抽得很凶，到任何地方都是贴边走贴边坐不停地觑视周围的人。有一次他在睡觉，我阉着没事戴他放在桌上的眼镜玩，发现这是一架平光镜，可他鼻侧已经深深留下了镜架的印迹。他对北京很熟，有时风大天寒，他就叫上一辆出租车在城里转，指点司机穿各种各样的小胡同在一个地方停下来看很长时间行人，那都是些普普通通的居民区而他看的却是那么专注默不作语，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看我。想起码有一次他眼里有泪水，他告诉我，这都是他父亲过去住过的地方。
“有一次我午睡起来发觉他不在，便自己下楼去饭店商店区逛，路过一个酒吧时看见他和一个男人坐在一起。我逛了一圈回来时，他们仍坐在一起。我从他身后走近他们，坐到他们邻桌想听听他们谈什么。他们却很长时间一句话不说，就那么坐着。我不知道这男人是他什么人，显然这男人常来这家饭店，所有服务员都认识他而且毕恭毕敬。我想他也一定很有钱。
“我离开酒吧走出很远回了一下头，发现方言太郎隔着玻璃幕墙盯着我，他的目光很冷漠。
“隔了不久，我又接了一个电话，是个男人打的，问了句‘方言么？’我刚说‘不是。
‘对方就把电话挂了。方言对我接了他的电话表现出的不可思议的bào怒令我很吃惊。那之后的一分发生夜，我醒来发现他不在了，我没在意又睡了过去。早晨，我起来发现他走了，卷了我所有值钱的东西走了，连房钱都没结。我特愤怒“。姑娘瞪圆了眼睛瞧着我们说。我嘿嘿地笑，”我倒觉得方言太郎比较棒。“
“没这么卑鄙的。”姑娘白我一眼，“中国人都gān不出这种事。”
“后来呢？”我笑着问。
“没后来了。”姑娘说，“我还能怎么着，只好赶紧溜吧！他倒还客气没把我衣服也卷走。”
“到底没人付房钱。”
“我已经受损失了。”姑娘讨好地冲我笑，“其实我也想过，他用的是假名，方言可能不是他的名字。有一次我和他在大街上走，路边有人叫方言，他吓得头也不敢回，虽说没跑也着实竞走了一阵子。当时我以为他不愿被过去的熟人碰见。那会儿我已怀疑他不是日本人了，现在想来那人叫的一定是你，你当时大概也正在街上走。”
“我觉得，”黑皮大衣对我说，“这个方言没准是你的熟人，你认识他，要不他gān吗不叫我的名字。”
“这很难说。”我正儿八经地说，“谁不喜欢有个响亮的名字。我这个姓氏一度很显赫，鄙人祖上很出了些名臣，就是当今内阁也有鄙人同族人在任‘行走’。”
我走到里屋去叫刘会元。刘会元正坐在那两个执刀的粗坯中间推心置腹地对他们说：
“这事要放在从前，你们这么gān我决不答应。”
这地方一片漆黑寂无声息，我还以为我进了一座空房子，接着一道白光掠过，瞬间照亮了挤挤挨挨的人头，厅内变成雾状的桔红色，音乐滚滚而来，人群涌动起来，一个沙哑的男声在人头上四溢滞留。“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我撅着屁股高抬腿一跳一蹦地钻进人群，在每个姑娘的脸上打量察看。我转到一个醉酒般摇摇摆摆原地抽筋的姑娘面前围着她跳跃像鸽子围着jī盘旋。
“谭丽，谭丽。”我大声叫她，“睁眼看看我，还认识我不？”
姑娘睁开眼，慵懒地瞅我，又闭上继续摇头摆尾。
“我是方言，跟沙青特好的那个，想起来了？”
姑娘又睁开眼。旋即闭上，点点头。
“沙青在哪儿？我要找她，找她有事。”我四处环顾，跳着，踢着腿，不时踢在自己屁股上，“这他妈曲子这么长，咱们到外边说去。”
我扶着晕乎乎的姑娘分开人群往外走，一路仍晃着头颠着脚。
来到舞场外头，我松开姑娘，震耳yù聋的音响弱了些，舞场内变成一片雾状的海蓝。
“我是方言，你把沙青的地址告诉我。”
姑娘大汗淋漓，呆滞地瞧着我，似乎不明白为什么我对着她脸说个不停。
三个瘦瘦的小伙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围住我好几只手推cao着我：“你gān吗？”
“不gān吗？”我保护着自己，“就问她个人问完就走。”
“问什么，有什么可问的？”三个人开始动手打我，往外打。
我一边护着头招架着，一边退着说：“别打别打，我这就走——谭丽，沙青住哪儿？”
“走吧，甭理丫的，咱们跳舞去。”一个男的腾出手带着谭丽往回走。
谭丽怔怔地走了几步，忽然回过头喊：“拉索发米来多。”
“音乐学院？”我肚子上挨不一拳一下岔了气，但我猫腰时明日了过来：电话号码。
“他穿得比你整洁多了。”
我和沙青站在大栅栏的环形电影馆里。这是个球型建筑，游艺xing质。每天不停地在一百八十度宽的银幕上放两部表现飞翔和疾驶的短片，买一张票进去可以无休止地看下去。沙青是个娇小的姑娘，光嫩的脸上没有丝毫被做旧的痕迹。她对我贸然打电话相约十分警惕，坚持不肯在私下场合见我，我们就约在了这个闹中取静的地方。弯形馆内一无所有空空dàngdàng，只在地中间横设一栏杆，看电影的人大都散站在后壁，唯我二人和几个孩子倚栏而立。
我们是在北京飞广州的飞机上认识的，我们邻座。那是chūn天，我为出版社组稿。他说他是作家，语调低沉有半音阶，面目矜持有儒者风度。他说他写过《chūn之眼》《铃之闪》和《活动变人形》毫无愧色心地坦然眼中流露谦逊之光。我说久仰！书我都看过，不但看过，还编过其中一本。你胖了也长个了连眼镜片也薄了，是我没认出你，还是你换了砂型。他扬着脸从容地说是你没认出我，那个当了官的是假的，真人比他要胖象我这样。他始终不笑，谈学运谈流放谈写作，虽不夫云山雾沼却也有板有眼。我简直被他感动了。我从没见过这么硬chuī硬侃被戳穿了仍不改弦更张，这非得有点不屈不挠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二杆子作风。
沙青说她从起飞到落地二个半小时楞是被这个又高又胖戴墨镜西服内衬条格杉的方言侃了下来。沙青和他步出机场接沙青的人没到或是没走出来，她和方言乘上他叫的计程车去了市里。在一个大饭店分头开了房间。沙青很烦躁而他很惬意。他请她吃饭洗蒸汽玩地滚球打台球。他像回到家一样自在熟悉各种玩乐技巧：
台球一口气能打上百分将台面打得稀稀落落；那悠闲那从容十足一个终日借此消磨时光的老手。他坚持说舆是作家，“我和他们没有质的区别，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写我不写。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随便举他们某个人的作品说明身份实在无可无不可。”他说他喜欢沙青，他这么说并无猥亵之意。沙青说他喜欢我的意思是喜欢我的声音，在异域听乡音令他有莫大欣愉。像我这种职业的人你知道总是要四处跑的，久而久之南北荟萃人如轻絮反认他乡是故乡。他这么说根本不像刚从北京离开，听上去有些古怪颇似造作之语，否巴便有什么难言之隐。
我和他坐了半日也觉无聊，况有正事在身抽暇给接我的出版社打了个电话。对方正急得叫苦连天没接着人，生怕一个女孩子人生地不熟遇见什么坏人被人拐走没法jiāo待。接到电话喜出望外叮嘱她原地别动这边立刻派车去接。接来了一老一少两个男人，一进饭店大厅就四处寻觅，看到沙青和他坐在一起走过来连连握沙青手催促她马上走，警觉地打量这衣冠楚楚的男人。他们的态度不太友好不太礼貌。后来他们也说了他们认定他不是好人心怀叵测，但他毫无局促毫不理会坦坦地坐在那吸烟连站也没站起来。当我向他特别时他也只是点点头眼睛立刻看向别处其冷淡客套就像他从来没见过你也没跟你说过半天话。
那天我和当地出版社的一个男编缉去饮早茶。他是个刚分来的大学生，对我很好也很机智。这几天都是他陪我跑，我们相处甚洽。你知道他对我的好意已经带点làng漫色彩了。在这个豪华餐厅比比皆是的城市，我们去的那个餐厅并不特别有名，按当地标准也只是中档。顾客大都是附近居民，我们也是顺脚，那个餐厅就在出版社街对面。那天早晨已经很燥热，阳光透过梧桐树繁茂宽大的叶子斑斑点点洒在湿漉漉的马路上，路边有条暗绿色的河，上面飘着厚厚的浮萍团叶相联，临河便道上有滑溜溜的青苔，快慢车道之间和餐厅窗外以及河对岸的居民区屋前房后到处可见芭蕉铁树鱼尾葵，白雾缭绕在绿色植物丛间。我一直想给方言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我总觉得应该这么做即便是萍水相逢；我也的确打了，可他住的房间换了人。我心里总惦记着这事，不知他在哪里闲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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