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扣眼儿。洋布、卡其布、华达呢、褡裢绒、人造棉，做成的衣服都要有扣眼儿。海军呢、凡尔丁、派拉蒙、嘎别丁都要变成衣服，扣眼儿都得由人来锁。
砸鞋帮。她手下是大人鞋，小孩鞋，老头鞋，小脚鞋……尖口的，圆口的，礼服呢的，冲服呢的，小帆布的，双道梁的，骆驼鞍儿的——是鞋就得有帮儿。
突然，她面前出现了一个革命首长家庭，那是坐落在一条高深胡同里的一个高深院子。现在她不是这院子的主人她也不姓司，她姓吴，叫吴妈。这是她给自己的改名换姓，一个必要的改名换姓。“吴”音为“无”，此刻没有真的她自己，她从来都是一个专在有身份人家做用人的有身份的用人。她的料理家务的风度很快就赢得了这院子的男女主人——男女首长的称赞，他们放心地把院子把各个房间亮给她，那女主人范同志领她在院里参观，告诉她这院子是多么幽深。她毕恭毕敬地跟着范同志“开眼”，心想，没见过世面的土八路，不就是个两进的四合院么。可他们相信她。
可惜不久范同志就jiāo给她一个大而薄的信封，并告诉她，有了它她就不必来“上班”了。她被辞退了，那信封里有多给她一个月的工资。辞退的原因当然不是她缺乏料理才能；gān部们都懂得哪种问题只能传达到哪个范围，那么她的问题自然不便于传达到她这个范围。但吴妈（不，她又成了司猗纹）——司猗纹心里明白，对于革命阵营内级别不低的首长来说，用人政治方面的可靠比业务方面的内行更为重要。
现在她正站在黑板前、讲桌后。她面前是背手端坐的小学生，她正教他们读笔顺写字。
“横、竖、勾、撇、横、横折勾、捺。”
“撇、点、竖、竖勾、横折竖、勾。”
她抑扬顿挫地朗读着这些不连贯的代表着汉字笔顺和形象的汉字，就像在朗读自己解放的颂歌。至今司猗纹每每回忆起她和孩子们的那些朗读，还总觉得那是她一生中最纯净、最美好的日子。虽然短暂，但印象深刻。从孩子们的眼光里，从那些听课老师们的眼光里她得到的安慰胜过了她一生中所有的安慰。放学后她捧回一摞摞作业本，在饭桌上摊开，一手握笔一手随便抓点什么吃着，彻夜批改着孩子们的作业。她字迹秀丽工整，批语准确。她还提倡孩子们读好书，她最提倡的一本课外读物就是《红孩子爱红旗》。
也许就是从那些信赖的眼光里，从自己那秀丽工整的字迹里，从她提倡的《红孩子爱红旗》里，司猗纹看到了自己更光明的前景。她觉得已经彻底“站出来”的她自己，能力远不是这些“横、撇、点、捺”，远不是手下这摞作业本。在那个童声奶气的小天地里，她应该是班主任，应该是教导主任，应该是校长。对，权且就先是校长吧。她决心和一位刚脱下二尺半军装、把“孤注一掷”念成“抓住一扔”的军转gān校长较量一番。那工夫她像是着了魔，为了表现她的领导才能，她甚至时时事事抢先，抢先到有点可疑地走在校长前面，提前进入了“角色”。但是她失败了。她不仅没有占领这块在她看来也许是jī毛蒜皮的天地，就连站在黑板前的她也消失了。她再次得到一个大信封（比上次厚些），回了响勺胡同。信封里是她一年的薪水，一年是三百六十五天。
她沉默了，或者说暂时qiáng迫自己沉默了。她从前是什么现在还是什么。从前是一个家庭妇女，现在仍然是一个妇女在家庭中；从前是一个单个儿，现在还是单个儿一个。
一个做过大奶奶的家庭妇女没有从那个大奶奶所在的家庭里站出来，因此她最惧怕的是“家庭妇女”这四个字。
庄晨送来眉眉的那天就勾起过她的无名火。
现在她又面对“站出来”这个口号了。这口号使她忽然觉悟：原来最应该和这场运动亲近的还是她，而运动的对象应该是扔给她大信封的范同志的丈夫和范同志，是那个把“孤注一掷”念成“抓住一扔”的校长。现在他们叫什么？他们叫黑帮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叫起来方便最近已简称为走资派。原来不允许她站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是他们不许她成为一个劳动者，不许她把一颗热忱的心奉献给新社会。原来世上的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目前黑帮、走资派既然已划定范围，范同志和她丈夫以及那“二尺半”校长，说不定早就被刚才走过的那些小将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了。和时代同步的和前边那些红绿颜色同步的原来还是司猗纹。她感谢这个小铺这个脏桌子给了她启示。
前些天她还一边听着隔壁院里一位达先生的惨叫，一边魂不附体地从她那带廊子的大北屋搬进南屋，等着小将们也来抄她的家然后也把她踏上一只脚呢。原来她错了，既然那北屋，那北屋里所有家具，不应再归她所有，那么她就应该让它们走得光明磊落，这才是“站出来”做事的一种气概，一种气派，一种气势。
由小铺回家的路上，司猗纹又走过了许多被堆放在胡同里暂时未能抬走的家具。司猗纹想：笨。她诅咒着家具，也诅咒着那家具的主人：笨。她知道这些家具都是在小将们对其主人制造过一场腥风血雨之后被抄到街上的。她看见深更半夜被打得嗷嗷叫的达先生门前就堆放着一张大漆八仙桌和两把红木太师椅，她想：笨。
司猗纹一路骂着人的笨和家具的笨，终于又迈进自家那高高的门槛，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她站在院里最后看了一眼房门紧闭的北屋，她觉得这应该是最后一眼，尽管北屋不会被人搬走。她回到她那稳妥的南屋。
眉眉正在里屋哄宝妹，司猗纹叫过眉眉，把蜜麻花递给她。
现在司猗纹要坐下来做两件事：她首先要给附近的小将写一封言辞谦恭、语气恳切的信，恳切要求他们在方便的时候来响勺胡同没收她的几间房子和一点属于她祖上的不劳而获的财物。她说这房子这财物本来早就应该回归制造过它们的阶级所有，然而她一直没有机会使它们归属它们的真正主人，这些东西早已成了压在她背上的沉重的包袱。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她时刻在恭候。写完信，她为上缴的东西开具了一纸详细清单，从房屋到家具件件明细。她相信她的行为是走在时代前面的。
在开列财物清单时，她遗漏了一对很有分量的金如意。这遗漏并非偶然，是她有意的安排。她遗漏它是为了让它更加出其不意地发光。
信和清单都发出去了，司猗纹在激动和不安中开始等待。
“要革命的站出来，不革命的滚他妈蛋！”
街上又有了口号。
８
司猗纹在焦急地等待来人，她把她等待的来人称做“他们”。
“他们来过吗？”司猗纹问眉眉。
其实司猗纹才去买了一趟早点，才去买了一趟菜，她知道在这点时间里他们不会来。
眉眉的回答便在预料之中了。
司猗纹一阵失望。
原先她本打算将家具们留在北屋随他们挑拣、随他们搬。现在她忽然觉得这种形式太含混，缺少应有的辉煌和分量。她想卖水果的都把水果高高摆在筐上，卖布头的打开包袱边倒腾边唱，都是为了给人一种感觉。感觉变了你那货物的价值也就变了。现在她的大北屋就像是卖布头的不解包袱，卖水果的不打筐。
司猗纹想得合qíng合理想得qíng不自禁，就越发觉得行动宜早不宜迟，说不定他们一会儿就会闪电般地冲到你跟前，让你连个解包袱打筐的时间都没有。她大步流星奔进北屋，首当其冲地奔向那只巨大的紫檀木大理石面写字台，她想先把它周出屋去亮在明处。她双手兜住一个桌角奋力向上扌周，才发觉她的力量和写字台的分量原来有着那么大的差别。那么，要实现她的计划她还需要人，她需要一批听她指挥的人。
司猗纹原本就有指挥一支队伍的气魄，她常常幻想着需要有人来帮她实现她那变幻多端的计策和她那时时冒着火花的“灵机一动”。过去她那几次和社会的较量，手头若是有了一帮人qíng况也许就大不相同了。那时她人少，人在别人手下，才使她只做了几天“权作校长”的梦。后来她再去找鞋帮儿找扣眼儿也没再找回来，鞋帮儿扣眼儿也在别人手里。
眼下她手头仍然少人，西屋只有姑爸，南屋只有眉眉和宝妹，她们都不能帮她完成这个迫在眉睫的计划。她有些着急，从前她一着急就摔东西，不管眼前是公公、丈夫还是下人，她抓着什么就摔什么。可现在她手下的东西却一样儿不能摔，它们早已成为她生命的赌注。焦躁又怎么排遣？
那么，她还得等待人。
整个上午司猗纹就在屋里屋外游走、打听、等待。等待庄坦和竹西，也等待着“他们”的不期而至。这才是一个人两种命运的决战，一个先来一个后到都将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
中午，庄坦和竹西总算一前一后进了家，司猗纹不容他们吃午饭就向他们jiāo代了自己的新计划。庄坦不明白母亲的意图，一遍遍追问司猗纹为什么非要gān那种徒劳的事不可。
竹西很快就懂了。她支起自行车率先登上北屋台阶对司猗纹说：“先搬大件还是先搬小件？”她的处事利落讲求实际，常使司猗纹觉得她缺少几分真实。然而她是真实的，她真实地挽起袖子，真实地等待司猗纹发话，态度无可挑剔。
儿子庄坦却故意麻木着。他自己不qíng愿，又对竹西的qíng愿显出些不以为然。司猗纹还是把庄坦吼上台阶吼进北屋。庄坦在母亲的qiáng迫之下抓住一只茶几就搬。搬完茶几搬帽筒，搬完帽筒又捡一架德国挂钟，总之都是最轻的——避重就轻。
竹西和司猗纹则卖着苦力：两对雕花樟木箱，一只菲律宾木五屉柜，一张宁式大chuáng，三件套织锦缎面沙发，一对明式硬木椅，两只紫檀木书橱，一架多宝格以及条几，麻将桌，花架，餐具柜，掸瓶，躺椅……都是由这两个女人通力合作，蚂蚁背山似的移出屋门又移下那五级青石台阶。最后，屋里还是剩下那张写字台。当两个女人又使出平生之力来对付这写字台时，才觉得这终归是件力不从心的事。司猗纹又开始招呼站在院里的庄坦。
庄坦进了屋，扶住写字台一角只表现着为难。现在他除了一阵阵疲乏，还有其他缘故：万物之中他最不愿意jiāo出这写字台。从前它属于他的祖父，祖父死后，隔过了他的父亲，庄坦成了它的主人，它一直摆在他的新房里。虽然他的事业和它关系并不大——他不过是天文馆里一名普通资料员，但他觉得它像是庄家的根基。动摇了这写字台，就像动摇了庄家的根基。他站在两个女人面前怨恨着她们，他怨恨司猗纹的独断，也怨恨竹西在母亲面前那过分的“随和”，他想到在女儿国里做个男人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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