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希望王孝廉误读了这本书。但是我知道，如果他所说的只有十分之一是真的，换成欧洲也会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恶兵》这样的书几乎不可能在德国出版；真要出版了，后果就不仅于“解聘”而已。有自尊的犹太人不会容忍这样的民族污rǔ，有良知的德国人不会漠视这种寡廉鲜耻的心态……为什么中国人就无所谓呢？
一个美国人死了，美国举国震动，并且让大家都记得他的名字，好像他是个极重要的人。这里头，除了美国权势qiáng大之外，更重要的，还是美国人对个人价值的看重吧？！一个中国人死了，不管他是死在日本恶兵的刺刀下，还是文革恶少的拳头下，还是黑暗的政治监狱里；不管他是被菲律宾海盗劫持的渔民，或是作了三十年俘虏的少年兵——如果中国人自己的心灵不受震动，自己不看重那小小个人的价值，恐怕也没有别人会去看重他吧。
中国人，也是有名字的，但必须自己先记得。你说呢？
谁的公园？
在遥远的异国，读到这样一则新闻：
台南纺织公司董事长吴修齐，为了纪念双亲逝世四十周年，捐资一千五百万元在台南市中山公园内兴建念慈亭、念慈桥，还有颐和园的水泥仿制等等。对于外界反对的说法，吴修齐说，他的工程一切合法，而且省主席邱创焕已经“慨允题字”。
中山公园究竟是属于谁的？公园的用途究竞是什么？
四十年来，我们老百姓生活在政治的禁锢之中，政治人物将他个人的形象、意志、心态，透过各种方式，qiáng加在我们的感官和意识领域里。十字路口、校园、山头、公园，无处不是政治人物的铜像。墙上、窗上、街角、桥头，到处都是政治人物的语录。汽车里、火车上、收音机的微波里，挡都挡不住政治人物的声音。属于大众的空间和属于私人的意识感官都被政治人物用他qiáng大的渗透力霸占着、控制着。
但那是过去，我们的社会经过长期地努力和挣扎，正从政治的五花大绑中脱身站起来。
接下来的，难道竟是落入金钱人物的五花大绑中吗？吴修齐有什么权利将他个人的心念qiáng加在大众的空间？你说，因为他有钱。好，那么我们的社会是否准备让王永庆在垦丁公园内设置一个纪念他祖母（或者他姑婆、叔公、舅妈、表嫂）的大石碑呢？蔡万霖是否可以在溪头和阿里山头铸个世界第一大铜像来取悦他的妻子、兄弟或子女呢？一千五百万元对这些人大概都是小玩意，台湾有钱人多得是，更何况，让我们眼光放远大一点，如果日本的国际企业董事长希望在玉山公园建一座小庙，小小一座就好，来纪念他二次大战中的亲密战友呢？他可以出一千五百万元的十倍。如果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想在野柳的岩石顶端立一尊狗的石像，来纪念一只失去的宠物呢？钱，他付得起。
中山公园属于台南全体的居民，它属于大企业的董事长，也属于夜市场卖“棺材板”小吃的摊贩。如果小吃摊贩没有权利割下公园一角去埋葬他的父母，董事长也不该有权利“租界”公园一块去纪念他逝世四十周年的双亲。公园外的世界，本来就已经是一个由金钱主宰、割据的世界——有钱人才有房子可住、有钱人才有汽车可开、有钱人才能玩高尔夫球、上俱乐部……幸好有一个不属于私人的公园，在里面，有钱没钱的人都踩着一样绿的青糙，晒着一样温暖的阳光，望着一样gān净的池水，喂着一样不知世态炎凉的金鱼———
一个公园，你不必向死去的政治人物鞠躬，更不必被迫去追思某个有钱人的双亲或配偶。
一个公园，里面唯一的铜像是擎天的树gān，唯一的亭台是绿针的覆盖，唯一的字是鸭蹼在泥地上走过的痕迹，唯一的复制品是喷水的池塘，唯一唯一的纪念意义，是“人来自大自然”的提醒。
有钱人要推广个人意念的方法很多，他可以买块地，建座私人公园，私人公园里面他有权利刻字、立碑、建亭台楼阁，无人可置喙。但是，让私人的归私人，大众的归大众吧。
莫斯科有条街
到了阿贝特街，你才知道，为什么莫斯科街头冷清清的；人，都在这里，在暖洋洋的阿贝特街。
十月的莫斯科，没什么阳光，好像所有的阳光，在这个星期六的早晨，也聚拢到这一条街上来了，阿贝特街。
你不断地和漫游的人们擦肩而过，不时要斜着身子免得和对面的人撞个满怀。
在斜身的一刻，突然感觉到油然而生的快乐；能够在一条窄窄的街上，无所事事地和陌生人摩肩擦踵，知道他们也无所事事，只是为了一街懒懒的阳光而来，知道在你们几乎撞个满怀的刹那，你对他毫无戒备，他对你毫无芥蒂，这不是幸福吗？
诗 人
满脸胡须的父亲牵着幼儿的手排队等买冰淇淋。用眼睛笑着的女郎把头倚在qíng人的肩上。一个年轻人在卖花，huáng色的玫瑰花。沿街的墙角上立着一张张框好的画，怀才未遇的画家也倚着墙根，把脸朝着太阳，闭上了眼。一个酒糟鼻老头穿着件军夹克，缠着路人要解说他衣领上每一个勋章的故事。
前面有密密一圈人，你斜着肩挤进去。
圈子中间站着一个年轻人，脚蹭着双破旧的运动鞋，个子高瘦，长手长脚的，在群众专注的眼光照she下，好像有点不知所措。他削瘦的脸颊显得苍白。你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他开始了。他的声音，由低沉转而高昂，声音里似乎有一条绳索，套着围听的群众，把他们向中心一点一点拉进。他的脸上有了血色，黑沉沉的眼睛里好像凝聚了燃烧的炭火。阿贝特街流动着人声喧哗，这个角落却在cháo流之外自成一个内聚的漩涡。
他在念自己的诗。
他念完了一首，群众狂热地鼓掌，等候下一个诗人踏进圈子。
朋友在你耳边解释诗的内容：批评苏联在阿富汗参战，渴望和平、自由、人权，要求心灵的解放，思想的解禁……
可是你没有听见，你好像中了魔一样，眼睛直直地看着念诗的青年，看见他深邃的眼睛逐渐涌上了泪水，看见听诗的群众神qíng凝重肃穆，好像面对着这世界上唯一的、重要的事qíng。
你觉得晕眩，感觉是一个你以为死了多年的人蓦然站在阳光耀眼的大街上和你谈今天中饭吃了些什么。
诗，不是早就死了吗？他的骸骨不是早就铅化，不占地方，一页一页地夹在灰扑扑的书店角落里，任谁也记不得？你也知道，偶尔，他的化妆师或祭师会把他的骸骨捡出来，对他的过去生平作一番讨论、比较、定位、翻案等等，但是这些，也都必须在和殡仪馆一样重要的地点举行才行——譬如大礼堂、演讲厅。来观礼的人们即使不穿着适合葬礼的服装，至少也带着适合追悼的心qíng而来；他们心里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个已死的存在……
你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大家都说没有chūn天的北国绝境里，诗，还热腾腾地活着。机械厂的工人、大学里的学生，把诗打在一页页粗糙的纸上，碰到一个有太阳的星期六，就跑到阿贝特街上，找到一面斑驳的墙，把诗页一张一张贴起来。人往马路上一横，对着晴天就朗声把诗念出来，人们围着诗墙也围着诗人。有的还穿着工人裤，有的提着菜篮，有的让小孩骑在颈上；没有人穿着礼服来听诗。
最后一个诗人也念完了。群众纷纷买诗。挑选自己喜欢的，一张诗一个卢布。
你对那个黑眼睛的年轻人说你要他的一首诗，他却放了厚厚一大叠在你手掌上。
“我写了这么多。”他腼腆地说。
“可是我不懂俄文呀！”你愧歉地说。
你给了他一个卢布，取了一页诗。
有人碰了下你的手肘，是个中年男人，挺着巨大的啤酒肚子，他对你说：
“从外面来的客人，你一定要把我们的真实qíng况告诉外面的世界！你一定要把社会主义的真相说出去！”
复 仇
不远处有锣鼓音乐传来，你已经被汹涌的人cháo卷到了街口，街口站着个圆柱，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巨幅广告。你的眼睛立刻就看到两个触目的英文字：
“铁幕！”
你拿稳了手心里的诗卷，听见乔玛说：
“到了！”
就是这里？
“按照他书里的描写，”满脸胳腮胡的乔玛说，“应该就是这栋楼。”
从弄堂穿过，来到了安静的天井，阿贝特街上的喧声就溶入了远景。这是栋八层高的老房子，究竟哪一扇窗子是瑞巴可夫和萨沙住过的呢？
一个包着黑头巾的老妇人打开了一扇窗，抖动她的毯子，又把窗关上。
她不就是萨沙的母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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