蜿转在乡间小路上，找到伊贡家时，天已全黑。推开车门出来，伸伸僵直的臂膀，瞥见夜空里满天星斗，摇摇yù坠。伊贡的房子透出晕huáng温馨的灯光。窗帘后人影晃动，笑语不断。
这是伊贡叔叔六十岁生日，我们这西边来的亲戚，显然姗姗来迟。
“就是这栋房子……” 华德在星光下端看这从小在黑白照片中熟悉的房子，“所有没见过面的亲人，都以这个房子作背景——祖父、祖母、伯叔……”
“好像现实与梦境颠倒了，你知道吗？”华德在黑暗里轻声说，“对我而言，这房子又陌生、又熟悉；从来不曾来过，却已深刻在幼时记忆里。我的父亲在这房子里出世……”
我怎么不知道呢？我去了湖南，到了湘江，搭了渡船，看到父亲的城南小学，走过父亲赤足踩过的桐林小径，听见和父亲一样的乡音；我知道那既陌生又熟悉、梦境和现实jiāo错的恍惚感觉，作为中国人，我知道。
“这栋房子是祖父留给父亲的遗产，因为他是长子，长子出门打仗去了，没想到家乡也变了颜色，永远回不来。父亲就把这房子送给了伊贡，伊贡回送给爸爸的是一只手表，一只东德手表……”
那只手表躺在华德的抽屉里，早就停摆了。和东德的日子一样。
“那一个方向！”华德转身，往树林那边望去，有一幢黑漆漆的房子，“一定是那个房子！依照爸爸的说法——”
看不清他的脸，但感觉得到他悸动的qíng绪：“那是一个酒馆，祖父常去的酒馆。
祖父本来很有钱，镇上第一家百货公司就是他开的，然后纳粹来了，没收了他的财产，因为他是个不肯转方向的社会主义者——很讽刺是不？纳粹之后东德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父亲说，祖父后来就一天到晚坐在那酒馆里，藉酒浇愁——你等等，我去看看。”
房子在一片废地的那头，废地上长着比人还高的杂糙，星光下一片荒凉。他从野糙和树林的黑影幢幢中冒出来，好像来自时光的幽深邃道。
“还是个酒馆！”他说，“只是喝酒的人散了。”
我们往伊贡的灯光走去，听见jú花丛里，一只刺猬在粗声喘气。
马蒂斯
酒，一瓶接一瓶地开；切片香肠、rǔ酪、酸瓜和面包，一盘接一盘端来。四十多个人，全是陌生的面孔，却都是至亲；伊贡有五个子女，十几个孙辈，数不清的姻亲，名字和脸孔往往都凑错了，没有关系，反正都是亲人。
在李树下，汉斯在本子上把每一个小孩的全名和出生日期记下来，他是负责记载家谱的人。小孩正像嗡嗡蜜蜂一样在园里钻来钻去。
阳光又亮又暖。一身光溜溜的白胖婴儿坐在糙地上吸吮自己的手指，五六岁的孩子正疯狂地追打，十来岁扎着马尾的女孩子叽叽咕咕地笑成一团。女人围在一起谈市场的价钱，男人握着酒杯讨论未来的命运。
“以前是什么都买不到，现在是商店里应有尽有，全是西边来的东西，可是贵得吓人，我们工资并没有增加！”艾玛摇谣头，“目前的日子真不好过！”
“妈妈，”卡斯婷说，“往后的日子更难过，再过几个月我连工作都要丢了！”
卡斯婷在类似救国团那样的组织里作职员，现在“党”没有了，“国”没有了，职员当然也不要了。
三十岁的马蒂斯戴副眼镜，留着小胡子，看起来有点羞怯。他把五岁不到的安安拉到一旁，说：
“送你个东西！”
背后的手伸出来，是一枝黑枪，我吓了一跳。
“东德制的，”他把枪放在孩子手里，“拿回西边作纪念。”
安安抱着枪欢天喜地地向同伴们追杀过去。是枝玩具枪，但做得很bī真，令人看了心惊。
“我到后面去一下！”马蒂斯对我说，把手里的东西扬了一下，是一瓶药剂，一个针筒。
我又吓一跳。吗啡？
不是，是药，一天要打三剂，对抗糖尿病。
不打会怎么样？
会动不动昏倒，会休克，死亡。
“所以。”打完针回到热闹里来的马蒂斯说，“下个月我就要被解雇了，上面说，我有病不能胜任现在装配厂的工作。”
“然后呢？”
“然后就是每个月领五百马克失业救济金。到我拔到新的工作为止。”
你想告诉他，在西边，雇主是不能够以病为理由解聘员工的，想想，又什么都没说。别提生病的人失业了，在今天的东德，健康的人也找不到工作，大街上走着、站着、坐着、看起来惶然失落的，多是失业的人。
为了到达彼岸，他们把锅子砸了，旧船沉了，但新的渡船一时过不来，他们掉在làng里浮沉，一身湿冷。前途茫茫。
烤ròu香味扑鼻。这是个公用的花园。你付三十二马克月租，就可以拥有一小块地，在地上可以种花种菜种果树，还有这么一片小花园，大家轮流享用。但是，垃圾桶在那里？手里拿着肥肥用过纸尿裤，我走来走去。
马蒂斯看见了，伸手取过尿裤，说：
“我知道怎么办，跟我来。”
他走进树林里，猛然挥手，奋力一掷，尿裤抛落在糙丛深处。
我倒抽一口凉气，感觉上好像有人拿了我切莱的刀去杀了人，事出突然，令我惊惶失措。
“行了吧？”马蒂斯得意地对我笑笑。
“森林……尿裤……”我舌头打结，觉得无能为力。你怎么告诉他，塑胶做的东西万年不能有机化解？你又怎么在这样—个下午告诉他，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而那个地球非常脆弱？
“有什么垃圾，全部jiāo给我！”他钟爱地拍拍我肩膀。
想起北京。每次离开旅馆房间，我仔细地把所有的灯关掉，亲戚注意到了，奇怪地问：
“灯燃多要额外付旅馆费吗？”
“不要。”
“那你为谁关灯呢？
为谁关灯呢？我愣在那里——你怎么告诉他关灯是为了和你同在地球上生活的所有的人？在这旅店的门槛你如何告诉他，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而那地球非常脆弱？
他或许会告诉你：当我们自己个人的家都还脆弱不堪，挡不住失业也挡不住坦克车的时候，我们还顾得着地球脆弱不脆弱？你的要求未免过分吧！
你不安地捻灭最后一盏灯，把门掩上。
彼 得
“告诉你也无妨，我，是个老共产党员。”他说，声音很沉”
彼得是伊贡四十多年的老朋友了，特别请了一天假，来为伊贡庆生。他不太说话，只是握着一杯酒，看小孩嬉闹，看大人饶舌，他显得冷静、沉着、郁郁寡欢。
他是一个Stasi，在一个农机场里掌管几百个人的思想“忠诚”资料，“他？”铁匠酒喝得陶陶然，脸红红的却突然生起气来，“他？你知道他让多少人坐过牢？你知道他害死了多少人？告诉你，革命了，这种人不坐牢简直老天没眼！”
他朝地上“呸”了一口痰。
头发花白的被得和我在花园角落里坐下。或许因为我既不是西德人也不是东德人，他觉得轻松，话渐渐多起来。
“社会主义不可能全是错的，它照顾了穷人也庇护了弱者。我们只是经济搞坏了，应该重新做起，可也不能像现在这样胡搞。市场经济哪里是一夜之间可以变过来的？你看嘛，现在东德的工厂一家一家倒闭，农产品一车一车倒掉，失业的人，这个月比上个月就多了一倍——整个东德一团乱，所有的规则都不算数了，新的规则谁也不会，谁也不知道……”
“何内克？我觉得何内克并没有错，错的是他周围的人，误导他——他是个七十几岁的老人了，人老了总是头脑不太清楚……”
铁匠咕噜喝一大口，说：“该枪毙！何内克该拉到墙头枪毙！他把一千七百万人的幸福给毁了，这罪不算重吗？柏林围墙上的守卫？该枪毙！他们明明知道越墙逃跑的人只是追寻自由，是无罪的，他们却举枪she杀，这是谋杀罪，那些守卫是谋杀凶手，应该一个个找出来，公开审判……”
铁匠在遥远的那一头坐着，他听着音乐，打着节拍，很愉快的样子。他是伊贡的亲家。
彼得弯下身来帮一个小孩系鞋带，系好鞋带，孩子像风一样地飞走，彼得沉郁地说：“那些士兵，只是服从命令，怎么能算有罪呢？”
日耳曼人啊，你何其不幸，同样的痛苦的问题，四十年前曾经椎心泣血地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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