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没有食物，”我想起远东研究所一位学者说的，“各地的粮食运往莫斯科，但进不了城，在城外小站上搁浅了。为什么呢？一群我们称为‘买卖黑手党’的人，为了要破坏戈尔巴乔夫的革新政策，就故意怠工，把香肠囤积起来，不往城里运。过几天，香肠全臭了，于是整卡车整卡车地往河里倾倒……”
“然后，”尤瑞很戏剧化地说，“人们突然在莫斯科河里发现漂浮的香肠，事qíng才爆发出来。报纸都登了，真的！”
“是啦：”舍给不感兴趣地说，“报纸是这么说过，但是，究竟是真是假，难说。”
舍给对苏联的香肠没有兴趣，他只有一个梦想：到美国去。
“为什么？”
“我不否认我也喜欢有较好的物质生活，不过最重要的，美国那样的社会比较可以让我专心而孤独地生活。我只想看书、写作、思考，其他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想过问，只作我自己。在苏联，这办不到。”
舍给不曾去过美国，却讲得一口美国英语；穿着一条帅气的牛仔裤，还有一件令人眼花缭乱的太空外套。举手投足都像一个美国的青年。
经过刚开幕两个星期的麦当劳，看见排队等着汉堡的长龙蜿蜿蜒蜒大约有两三公里长。
“疯了！”舍给摇头。
舍给是个结了婚的人，可是生活得像个单身汉，晚上不必回到妻子身边吃饭、睡觉。沙夏也是，伊凡也是。
怎么回事？
“很简单，没房子！”沙夏gān脆地说，“我和妻子申请了要买房子，但是得等好几年。所以只好她住娘家，我住我父母家，因为她不肯搬来我家，我也不肯搬到她家。分开住，两个人都自由舒服。”
“苏联的房荒很严重地在破坏婚姻这个制度，”莫斯科大学副教授谭傲霜说，“年轻夫妇要嘛分开住，感qíng就难免淡薄，要嘛就和公婆或岳父母挤在一起，又难免两代间的纠纷，婚姻往往很快就破裂。”
“既然很少在一起，各过各的生活，又不要小孩，为什么要结婚呢？”我问沙夏。
“她要嘛！”
走在宽敞笔直的大街上，我想请朋友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歇歇，喝杯咖啡，好好聊聊。
“莫斯科没有这样的地方：”朋友摇摇头，“只有最近个体户开了零星几个咖啡店，很远。”
社会主义的莫斯科，已经没有了咖啡屋文化。你当然可以进入豪华优雅的作家协会餐厅，或者庞大刺眼的宇宙大馆店，喝一杯咖啡；但是前者需要身分，后者需要美金，都不是寻常百姓能够涉足的地方。
人，要有余钱，要有余闲，还要有那么一点渴望和同类轻松自在的接触的心qíng，才会有咖啡屋的文化。僵化的社会主义长久以来也僵化了莫斯科人的生活。
然而失去的必然得到补偿。正因为没有了咖啡屋，莫斯科人大大地把家门打开。
在许多西方社会，家，是一个隐秘的城堡，不轻易对人开放，只有亲密的朋友才能登堂入室。原因之一是，家可以泄露太多秘密：你经济的贫或富、社会阶级的高或低、生活品味的好或坏、家庭关系的和谐或冲突，都可以由家中的一切看出来，你的弱点和优点bào露无遗。
莫斯科人却似乎不在意把自己袒露出来。他只和你萍水相逢，一面之jiāo，但他热诚地请你到他家去。他为你开香摈酒。给你最好的香肠rǔ酪，而你知道，每一样东西都得来不易；他却很快乐地为你挥霍着。
他的家很小，在莫斯科，你的居住空间要小于六平方米才有资格申请住房。因为小，所以人们在每个房间都摆上一张chuáng，每个房间都是客厅兼书房兼卧房……多功能用法。你在房间之间走来走去，把这家人的一切都看在眼里；他没有秘密，他不在乎你发现了他的经济状况、他的社会阶级、他的生活品味——他把自己敞开了来接受你。
我在莫斯科两星期中所看到的家，比我在瑞士两年所看的还要多。瑞士人的房子那么华丽，家具那么考究，品味那么昂贵，他的门却是深锁着的，锁着孤寂的心灵。
俄罗斯人的家门是开的，即使在困乏的冬天。
一九九○年三月三日
“婚礼”前夕
十月二日子夜，当欧陆教堂钟声敲响十二下的时候，历时四十五年的冷战就在史书上正式结束，一个圆圆正正的句点。
十月三日，是两德统一日，距离东德人民和平革命的日子，不到一年。绝大多数的人，作梦也想不到柏林围墙有崩塌的一天；绝大多数的人，作梦也想不到在有生之年会目睹德国的统一。从革命到重建这一年的时间，在历史洪流中只是电光火石的一瞬。
柏林是这电光火石的焦点。八九年的十一月九日，人们把围墙踩在脚下，好像英雄战胜了恶龙。东西柏林的市民流着眼泪在街头拥抱、欢呼，民族的感qíng经过四十五年的冷冻，突然地溶解奔流。每一个东边来的同胞，在过境的时候，都从西边的兄弟姊妹那儿得到一个热qíng的拥抱、一朵鲜红的玫瑰、一杯冒泡的香槟。
如果去年十一月九日是定qíng的日子，那么今年十月三日就是婚礼大庆了。可是，定qíng日的热qíng奔放，到了婚礼前夕，早巳变成了忧心忡忡。
好像一个富人家里突然拥来了一窝蜂的穷亲戚，西柏林人对东边的同胞觉得烦不胜烦。“排队、排队、排队！”一个女秘书说，“买火车票要排队，在超级市场要排队，上邮局要排队。柏林已经变成第三世界的大杂院了。”
东德人，穿着典型的牛仔夹克、牛仔裤，挤满了所有西柏林廉价的超级市场，排队的长龙蜿蜒到街上。夹在队伍里的西柏林人，又怨又怒，脸色难看。一个胖妇人忍不住开骂：
“那边的人全过来了，真不堪忍受！我已经等了四十分钟！”
东边来的，早也就学会了如何忍受难看的脸色，但是这天早上这个清瘦的中年人似乎也觉得自己受够了，他回过头来对妇人大声说：“你等四十分钟算什么？我们已经等了四十年！”
所有的人顿时安静下来，很不安的安静。
※ ※ ※ ※ ※
问西柏林的计程车司机是否准备参与十月三日的统一大庆，他摇摇头：
“没什么好庆祝的，日子以后可难过呢！十月三日开始，那边的计程车就可以过来载客了，和我们抢生意。你当然不能怪他们，换了我，我也要过来。西边叫车的人多，钱赚得多，可是我们怎么办？”
“柏林不再是以前的柏林了。”在大学教书的施密特说，“柏林有文化气质，有广大的绿地，有葱茏的森林；统一之后，它就成为一个三四百万人的大都会，变成像巴黎、伦敦那种面貌的大城，生活品质一定降低，我考虑搬家。”
最令西边的人忧心的，是统一的代价。在雪球刚刚开始滚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统一需要多少钱。西德政府信誓旦旦地安抚百姓：绝对不会以加税来负担统一。现在雪球越滚越庞大，“拯救苦难同胞”的需求资金也渐渐清楚：
一九九○年西德必须付出约一千亿马克来纾解东德的失业、工业破产、社会福利等等问题，九一年的费用将更庞大，而一千亿马克已经是全国生产所得的百分之四。
付给苏联一百八十亿马克。包括无息贷款和苏联自东德撤军所需费用。
除了这些和统一直接有关的巨大消耗之外，还有为数不小的间接开支，譬如西德给波兰和匈牙利的十亿贷款，以及三十亿马克对中东危机的捐款。
在统一大庆的前夕，西柏林人没有欢欣鼓舞的qíng绪，倒是有点沉重地等着婚礼帐单的来临。
※ ※ ※ ※ ※
东边的心qíng更是悒郁。
表面上，东柏林已经解放了。不曾见过围墙的人来到今天的柏林，很可能过了边境都还不自觉。围墙已经拆了，街和街又衔接上了。细心的人会诧异怎么在繁忙的马路旁会有那么大片荒弃的空地——那是不久前还埋着地雷、装着电线、立着监视塔的危险地带。现在人们三三两两地在空地上行走，还感觉一点毛骨悚然。
东柏林中心的亚历山大广场，曾经是单调而沉闷的一片空旷，现在变成了人头攒动、色彩斑烂的市集。“个体户”小摊贩成百地集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群，热闹的气氛有如台湾的夜市。在纽约、巴黎街头常见的骗子，也来到这里，在空纸盒上排出三张牌，要路人押注。印度人兜售手里印着柏林围墙的汗衫，他以一件七块马克的价钱卖给摊贩，摊贩转手以二十马克一件的高价卖给顾客。
以前看不见的，满脸胡髭、一身脏腻的流làng汉，伸手向路人：“给我一杯咖啡的钱吧，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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