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卡车要来的那天早上，我踱过去，想在混乱中或可帮点忙。没想到，光腿的孩子在地上打滚，尿片还在柜子里，针线纽扣还在抽屉里，打字机还在书桌上…”’
“怎么？”我问，“卡车今天不来？”
“来呀：”主人正就着水槽洗碗，“马上到。”
“那……”我望着那一屋子的琳琅满目，着实困惑，“东西不打包？”
“无所谓啦！”主人说，“路程短短。”
在我的搬家经验里——那自然是在美国，不管远近，搬家前的打包要好几天的工夫；想想看，每一只玻璃杯，每一只碗，每一个磁盘陶钵，都得用几层纸密密包裹，然后一一装箱，一个厨房就要花上一天的时间。即使是搬家公司的彪形大汉，也要好几个钟头。
卡车来了。几个年轻小伙子冲进门来，和主人一家大小同心协力地动员起来。
我懂了：抽屉，装满了针线纽扣回纹针橡皮圈口香糖原子笔，就这么原封不动地摆上卡车；打字机，裹上一圈毛毯，就塞在衣柜脚下；锅盘碗筷搁进小宝贝的塑胶澡盆里，盖上一条太空被。
那琳琅满目一屋子的东西竟然全塞进了卡车。主人愉快地向我挥手。卡车起动时，那抽屉里的、衣橱里的、澡盆里的，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滚动摇晃，发出哐当哗啦的巨响。
那哐当哗啦的巨响，——卡车的滚动摇晃，竟然像一个熟悉的梦境。我怎么会忘记了呢？十四岁那年，我们的卡车不也这么哐当哗啦地从苑里驶进茄定？十一岁那年，我不也帮着母亲把碗盘塞到澡盆里，然后随着卡车摇晃滚动地从高雄驶进苗栗？八岁那年，不也曾挤在卡车司机旁哐当哗啦地从高雄城东搬到城西？五岁那年，母亲用一chuáng老旧发huáng的蚊帐把我裹起来，塞在卡车一角，从新竹睡到高雄，不记得那哐当哗啦的巨响。三岁那年……
到了，总是有破盘破碗的。无所谓啦，丢了就是。反正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值钱的，都留在大陆老家啦！哼，那些个博物馆搁在玻璃柜里面展览的碗啊盘啊，当宝贝似的，在老家是放在墙根喂猫狗的，不当一回事。母亲骄傲地说。
在唐宋的盛世，中国人搬家是不是也这么“无所谓”地哐当哗啦呢？西方人搬家又为什么那么小题大作放不开呢？
3
三月，德国大学放寒假，是我每年返回台湾的时候。下了好几天细雨，终于放了晴，二哥说：“走，到复兴乡去看看工地！”母亲接口，“咦，不是说大汉溪修桥，过不去吗？”二哥笑笑，“总有办法的！”
我们就钻进了他的进口自排福特车，沿着大汉溪边的公路走。我说：“桥要真封了，过不去的话怎么办？”二哥笑笑，“总是有办法的！”
在离桥两百公尺的地方，竖着一个牌子：“施工中，桥梁暂时封闭”。远远看着桥，七七八八的工程建材堵着桥口，确实是不通了。
“为什么施工单位要等到距桥两百公尺才肯立一个牌子？他们难道不能在二十公里之外的jiāo通要道警告人家？”我忿忿不平。从桃园到这里，我们已经开了近一小时的车。二哥笑笑：“总是有办法的。”
前头一辆车，在牌子后边消失了。我们紧跟着过去，原来，就在那宣告“封闭”
的牌子后边，一条新路已经被压了出来。
没人跟我一样，看着牌子生气；他们只是站在牌子下四周眺望一阵，毫不犹疑地开向溪底，闯出一条路来。
极宽阔的河chuáng，中间只有一湾窄窄的溪水，怪手在上游隆隆作响，不停地挖掘。
河chuáng地崎岖不平，福特车身又低，底盘不断撞上突起的泥地，令我全身起jī皮疙瘩。
经过积水的泥潭，泥水溅得车窗一片糊烂。我不时地咒骂二哥；这种车不是开这种路的，陷进烂泥里怎么办，四十多岁的人怎么还做这种不经考虑的事……他只是笑：“路是人走出来的，而且，要死也不只我们一个。”
真的，身后有一长列车队，全是小汽车，天哪，这些人都信仰“路是人走出来的”吗？
一个比池塘还大的泥坑横在眼前。不知是哪个气度恢宏的开拓者已经在大泥坑上搁下两条窄窄的木板，宽度刚好够汽车的轮胎险险地辗过。
前面那辆小红车里钻出了个人。走到泥坑那头，开始指挥。小红车战战兢兢地，滚上木条，凌空了，一寸一寸地往前移动。车队里的人全钻了出来。站在泥泞的河chuáng上，兴高采烈地看着热闹。小红车后轮着地的时刻。观众给予热烈掌声，竟是一片同仇敌忾的欢喜。
颠颠簸簸，翻山越岭似的，车队在河chuáng上折腾地匍匐前行。过桥只需要三分钟的路程，现在用上了一小时，终于到了彼岸。
二哥得意了，“你看。”他说，“路是人走出来的，没错吧！”
我独自目瞪口呆地往后望着：河chuáng上的车队，一只一只泥guī似的，歪歪斜斜地爬过来。
4
我决定自己开车。
在德国，赶路的时候，我可以开一百八十公里的时速，但一直没有勇气在台湾开车。怕。连爬带滚地行过大汉溪之后，我想，嘿，我也是个台湾的孩子，咱们一块混混吧！
所以就上了路，是个桃园的夜晚。华灯初上，一片流动闪烁的繁华热闹。行驶在灯红酒绿的市区中，困扰我的，竟然不是那拥挤的人群，也不是那窜来窜去不可捉摸的摩托车，而是，说出来你或许觉得可笑——我老是找不到红绿灯！沿街矗立着一个比一个大的招牌， 招牌上闪着千奇百怪的霓虹灯：皇宫KTV的灯滴溜滴溜地绕着打转，chūn风理发厅的灯魔幻似地旋转又旋转，蓝宝石舞厅、全家福海鲜馆、大时代咖啡厅、梦露宝馆……简直是一片绚丽的灯海。在这样一片漩涡似的刺激xing极qiáng的五光十色的灯海中，我的眼睛忙不过来；红绿灯在哪里？
前面有一个什么警灯在闪烁，让我习惯地紧张起来——是修路？警车？救护车？
消防车？要不要让路？寻找灯的来处……天哪，是“真坏戒”槟榔摊！为了在绚烂的灯海中更绚烂，卖槟榔的人在摊子上装了闪烁旋转的警灯。
每段街都有个槟榔摊，每个槟榔摊上都闪着荒谬的警灯。我一感觉到警灯的闪烁就下意识地紧张戒备，然后又安慰自己这只不过是“其坏戒”槟榔。带着这种牙疼似的内部抽搐，上了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另有一番文化。我早有准备。切入超车、不断蛇行换线道、大卡车大巴士占用快车道、计程车尾追不舍……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开得很稳、很快乐，在家的感觉真好，啊，我爱嘈杂的丑陋的台湾，听听莫扎特吧，反正车速慢了下来，前面显然开始堵塞，莫扎特的长笛像空中掠乌拉出的弧线，流利优美。
然后，我睁大着眼睛，不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路肩，有人开上了路肩，路肩超车。一辆，一辆，又一辆，毫不犹疑地，在路肩上奔驰。
两眼发直，我听见自己发出长长一声“啊——”；是惊骇，或竟也是赞叹。如果路肩都能走，朋友，这世界还有什么不能走的路、不能做的事？我输给你，台湾的孩子。
5
坐在福华的中庭咖啡座里， 听出版的朋友说文学的书如何如何地没有人买。
“社会多元的意思，”他说，“就是说。没有人愿意连续地坐上两小时看一本让脑子累一点的书。”
“别难过，”我安慰他，“你看那边橱窗里那个东西，也一样没人买。”
那是一把意大利进口的雨伞，标价两万元。
“哈，”他轻蔑地笑起来。“那个东西，有人买！”
咖啡座上坐着化妆明艳、穿着入时的女人，叠起玻璃丝袜的腿，优雅地啜着咖啡。好几个穿白衬衫、深色西裤的男人对着手里的大哥大说话。其中一个，竟然是些许年不见的大学同学。
“还在高中教历史吗？”我问。
“不教了，没前途。”他说，把大哥大熟稔地cha进裤袋里，“现在搞营造，包工建桥开路之类的。”
“营造？ ” 我惊讶，记得他当年穿着长袍马褂，在讲台上表演相声的样子，“你学过营造？”
“没有。”他摇头，然后解释，“就好像学游泳，先下水，搞湿了自然就会。
我也没什么资金， 先是搞股票赚了点横财， 就投资营造。在台湾嘛，反正就是有“一分钱，做八分投资，讲十分的话……”
“冒险嘛！”他笑着，带着点自我嘲弄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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