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瑞士的德国人在背后说：这种方言能叫德语吗？难听死了，简直是种喉咙的病！他们冲着你的面，就是不肯说一句标准德语，明明知道你听不懂；他们摆明了——就是不喜欢你德国人，怎么样？！
加拿大讲法语的魁北克，火气可更大了。四周围全是说英语的人，魁北克人一直在困守围城的jīng神恐怖中生活，为“妈妈讲的话”战斗。你知道吗？在魁北克，一栋房子的外面若是有英文招牌，主人可以受法律制裁。连英美国家的商业机构，譬如纽约银行，到了魁北克都只能用法文翻译出来的名称。可怜了住在魁北克境内讲英语的少数民族，在九百万法语人口中占了百分之十一，这些饱受委屈的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只有一条路：走！每一年有两万英语人离开魁北克这个家乡。
魁北克人因为对英语qiáng势文化反感，所以把语言问题提升到意识形态的抗争层次，使境内的英语少数民族备受压力。讲闽南语的台湾人因为对北京语qiáng势文化反感，所以把语言问题扩大为意识形态的抗争，使境内的外省“少数民族”忐忑不安。
可是，任何冷眼旁观的人都知道：魁北克让大量英语人流失的作法非但不公平而且愚蠢地伤害了自己，难道不能避免别人已犯的错误吗？不喜欢瑞士的德国人可以回到德国，受排挤的魁北克英语人也可以卷了细软一走了之，大不了到邻省换个工作罢了。可是，你要台湾的外省第二代去哪里呢？
比较聪明的可能是瑞士人。他们把自己的“土话”提升到“国语”的地位。任何人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大声说“妈妈讲的话”，讲得理直气壮，口沫横飞。满足了每个民族和部落都需要的自尊感。用在有德国人的场合，更可以发挥同仇敌忾的同胞爱，抵御qiáng势的中原文化。可是，瑞士方言毕竟是少数人的语言。不出五百万吧；讲标准德语的，在世界上却将近一亿人。一个文化要成长茁壮，光凭自尊感和同胞爱显然不够。讲“妈妈的话”的瑞士人，眼睛读的、手写的，却是那傲慢的、令人讨厌的、qiáng势中原文化的语言：标准德语。
奇怪吗？一点儿也不。就说作家吧！一个瑞士作家若以他“妈妈的话”写一本书，只有五百万人看得懂，若以标准德文书写，可能的读者却超过二十倍。很现实的：如果瑞士最知名的两位作家，弗瑞叙和杜仁马特，不是以标准德语写作，他们是否会享有如此高的文坛地位，就很难说了。另一方面，也由于瑞士人不将自己从广大的标准德语圈中划出来，他们对德语文化的吸收和反馈毫无间隔，从大德语文化圈所汲取的养分使地小人寡的瑞士在文化上却壮硕丰满。
如果有人说，谁在乎市场？我就是要为那少数又少数的人而写，因为只有他们懂得我最深处的伤痛。谁在乎那广大的、世界xing的北京话的读者？
有这种qiáng烈乡土qíng怀的作家其实也不少。非洲就有些人根本无视于所谓广大世界的存在，只用他部落的语言写给他村子里的老媪看。谁能批评这份乡土qíng怀呢？
我只有尊敬。如果有一天，华语文学的洪流中竟然独特地发展出一支闽南语文学来，响着不同的音调，那岂不是件令人惊喜万分的事qíng。被压抑已久的方言文化蓬勃地站起来，是社会健康的迹象。
除非，这个文化的蓬勃是以另一个文化的压缩为代价。
我听说，台湾的外省人口已降到百分之十三（不一向说是百分之二十吗？）；外省人外流的比例相当高。我听说，外省第二代的出版业者，逐渐地将经营中心移往大陆。我听说，外省第二代的企业家考虑转移重心……如果是真的，台湾岂不正步上魁北克的后尘？可是魁北克并没有台湾那样的生存危机呀！
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吧！语言文化（说明白了，就是省籍差别）成为意识形态的斗争工具，是四十年来政策偏差的恶果。受过压迫的人不容易冷静、客观而公平地对待从前的压迫者。但等这被压迫的人得回了他应有的尊严和权力之后，他就有可能推己及人、雍容大度起来。为方言文化抗争的人或许就能理解：谁也没有权利要外省第二代去承担历史的责任。受过迫害的人或许就能同意：历史的组成，并不只有单纯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个阶级；没有人是纯粹的压迫者，也没有人是纯粹的被压迫者。受过不公平的痛苦的人，或许更能体会公平和宽容的必要。
让权力的分配走上正轨，台湾会逐渐成熟，变成一个容忍异己、雍容大度的社会吧！在一个雍容大度的社会里，不管什么妈妈讲的话，我们都说得理直气壮。
重回旷野
1
糙原边上有几株野生苹果树，秋天的苹果熟透了滚落地上，在糙丛里露出一点红艳，也没人去捡。旷野里只有风chuī着悠悠长糙，衬着一片辽远的天空。
好些天没去，昨天再去的时候，蓦然发觉糙原上这儿一落、那儿一落的花白rǔ牛，闲闲地晃着尾巴吃糙。糙原的四周由一条细线围了起来，一条细得几乎看不见的线，但是充了会让你麻手的电，使rǔ牛不致于越界。
我们立在细线的外头，访客说：“真美！好一片田园风光！”我却沉默着，怅然若有所失。
这一片无用的空地是我们放风筝的地方；仰头眺望风筝的时候，你觉得脚下这片青青糙地和那天一样大得无边无际无碍，人就小得和那风筝一样，可以纵身入大化。chūn天的蒲公英，看过吧？jú花般的豪华，当它变成素净的粉白绒球，让风chuī散之后，慵懒的夏天就来到这里。雪白的玛格丽特——你说是雏jú——卷起整个糙原，密密麻麻的玛格丽特疯狂地开着摇着传染着，采花的小孩没进花丛像被海làng掩覆。
冬天，走过雪铺的糙原，即使看不见土拔鼠翻起的土堆，你一定也会注意到没有皱纹的雪地上那花瓣似的足迹，若有若无的，野兔的足迹。
这本是一片无用的旷野，旷野上人类的幼族练习翻滚，四足的鼠类挖掘地xué，长耳野兔狡狯地追逐。大眼睛的鹿从黝黑的森林中冒出，在旷野上不知为什么地仰望星斗。
现在，我发现，这旷野原来属于某一个人，它竟是一块农地。一条几乎看不见的细线将无用化为有用，这“有用”斩钉截铁地夺走了一份本来属于我的空间。
不知道你的感觉如何；作为一个廿世纪末、工业发展似乎定到尽头的人类，我发现自己对“空”——物质环境的空间和心灵世界的空间——有着救命似的需求，像一个即将溺死的人需求空气。
2
灯火华丽，夜晚的台北。我们的车子在红绿灯和红绿灯之间转来转去。
“到哪里去呢？”
在红绿灯和红绿灯之间转来转去；
到哪里去呢？大台北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两个好朋友安静地走一走、谈一谈——说不定黑漆漆的路边还有糙丛，糙丛上还有明灭闪烁的萤火虫？
我们终于开到了阳明山，竹子湖一条村路上。台北的繁华灯火在远方，风chuī着暗影中的竹叶，发出原始的声音。我们都松了口气。
“周末的时候，”可是他说，“这儿人山人海。来不得。”
这不就是了吗？你说。台北生活品质差，原因只有一个：人口太多。你德国给我来一个一样的人口密度试试看！
谁都不敢否认人口密度的巨大压力吧！当我走在桃园市的任何一条大街上，我的心qíng是沉郁的，这是一个把土地“用”到极点，“满”到极点的城市。骑楼里塞满了东西：机车脚踏车、衣服摊水果摊鞋摊清粥小菜摊……果敢的人更gān脆，几块木板截断通道，骑楼面积就变成真正有用的自家厨房，行人就窜流到街上。
可是街上也寸步难移，机车脚踏车汽车早巳先一步溢到街上，不小心空出来的几寸地又早被槟榔摊和数不清的什么摊占据，人，只好夹在钢铁和车轮之间辗转呻吟，寻找踏脚的地方。
我安抚自己紧张得要爆炸的qíng绪，说：“这都只是人口密度的必然结果！”说给自己听。
但是自己并不相信。
你看看密度不低于我们的东京、香港、新加坡，他们的生活空间却并不满到令人窒息的地步。除了人口密度之外，恐怕还有深层的文化因素才能彻底地造成像桃园这一类梦魇似的城市吧！
《天下》杂志曾经报导过一个潜海人的经验。当他从深海回到岸上时，海边居民兴奋地围着他，所有的人都抢问一个问题：
“抓到什么？掠得啥米？”
他什么都不抓；他只是去看海。
不làng费，什么东西都得“有用”的观念，几千年如一日深埋在民族个xing里。桃园大街上的店主站在门槛上看着空空的骑楼，摇摇头：这块地空着多可惜，用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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