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广场的大象旅馆，只是一栋不引人注目的老房子，里面的陈设，有典型的公家机关那种保守和沉闷；可是就在这里，巴哈曾经夜宿，汤玛斯曼曾在这里写小说，用大象旅馆作背景。
走出旅店，眼角余光瞥见隔壁墙上刻着几行字：“从一七○七到一七一七年，巴哈居住于此。他的两个孩子在此屋诞生。”
向前信步走去，看见一栋huáng色的建筑，是威玛图书馆，墙上的牌子说：
“在一七九七到一八三二年间，歌德在此任图书馆馆长。”
歌德的家，就在五分钟的脚程之外。他的马车停在车库里，车库楼上，是他写作的书房，他的笔还搁在书桌上；他的chuáng，还铺着他睡过的chuáng褥。
踩着凹凸不平的石街，找到了尼采的家。也看到了李斯特的房子，还有他弹过的钢琴。
最后，还进了席勒的屋子，看见他的书桌，靠书桌边，摆着一张chuáng，是他临终的chuáng。
威玛的历史光辉，使人完全忘了有东德这么回事，直到这个席勒书房的解说员开始聊起自己来。
“对我来说，统一不但没带来好处，还让我遭了殃。”
这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妇人，衣襟上别着名牌，“保利”。我们站在席勒的书架前。
“我有个严重智障的儿子，今年三十四岁了。三十几年来，我抚养他，帮他穿衣、系鞋带、喂他吃饭、帮他洗澡……在社会主义的东德，国家还算照顾我，有特别的津贴，工厂还有手工品让我在家里做，因为我不能离开儿子一步。”
几个浏览的客人走近来，保利停了一下。
“现在统一了，工厂倒闭了，我失业了，要申请什么补助得跑好多个机构；我也不知道我可以申请什么，所有法律都是新的，观念也是新的，我觉得糊涂极了。
不得已，只好把儿子送去智障辅导院，真不忍心呀，可我怎么办呢？我自己朝不保夕……”
“您在这里不是个工作吗？”
“这是临时雇员，大概下个月又得失业了。老实说，统一的‘自由’对我一点意义都没有。以前是没有旅行的自由，现在我可以旅行，但我没有钱旅行，这样的自由有什么用？西德我还从来没去过——我另一个儿子是shòu医，他也失业，他去过西德，又回来了……”
“为什么不在西德找工作？”
保利不屑地摇摇头：“他不肯。他和我想法一样，西德是个人吃人的世界，每个人都想出人头地，把别人踩在脚下，那是一个没有感qíng、只讲功利的社会……我们不愿意去那里。”
保利摇摇头。
在疯狂中保持清醒
经过四个多月的审讯，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子终于有了结论。一九八九年二月，围墙颓倒的半年前，什岁的克利斯和高定在逃亡时被击倒；克利斯当场死亡，高定足踝踩中枪。
被告的四个年轻的士兵，两个被判无罪，因为他们只是口头发出命令：“she！”
用枪she击高定脚部的士兵判了两年徒刑，但是可以假释；最重的，是开枪she杀克利斯的士兵，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
法官对被告解释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bào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
克利斯憔悴的母亲说：“对，我满意了。杀人的人受到了制裁。”在审案期间，许多东德人写信给这个母亲：“你就饶了那年轻的士兵吧！他有小孩，还有前途，死者也不能复生……”克利斯的母亲说：“他有小孩，还有前途——我的克利斯本来也会有小孩、有前途的，谁想到他呢？”
死者的母亲满意了，不满意的人却很多。法官的判决，并没有回答任何基本问题：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公平吗？法官援引当年纳粹的审判，说是个人良知必须超越国法军令，可是，在战后的审判中，也有法庭认为不能以今天的标准问罪昨天的标准。东德的守卫当年是在捍卫围墙，“保国卫民”，而逃亡者就是叛国者。
谁都知道，狙击到逃亡者的士兵会受部队长官表扬、会得奖金、假期、升迁机会……他所捍卫的国家没有了之后，说他是杀人凶手、惩治他，不仅只是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而且是以西德的法律qiáng加在东德人民的头上。
法官也不曾回答，究竟谁真正有罪？把枪拿在手里直接开火的人被惩罚了，那么那发号施令的连长呢？统筹作业的将军呢？下达格杀令的总理呢？当年负责筑墙、把人民当囚犯的政治首领呢？如果克利斯不死，他的逃亡罪会被东德的法庭判三年以上的徒刑。在围墙建起之后，有两万三千人因试图逃亡而坐牢，这当然也是不义的迫害。所以，该从哪里开始惩罚和报复呢？解押犯人的法警？辩护无力的律师？
开判决书的法官？监狱的狱长？牢房的守卫？极权统治是一个密密麻麻、脉络繁复的大网；开枪的守卫只不过是大网中一个极小的环结。
法官也没有回答，在这个大网之中，个人究竟能为自己负责多少？“尊重生命”，法官严肃的教训被告，“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士兵怎么会知道呢？
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成长的？他的幼稚园老师、中学教官、部队长官，曾经教过他“良知超越法律”吗？在他的社会教育过程，电视上的新闻主播、报纸上的社论专栏、国庆日和劳动节的演讲者，可曾告诉他“尊重生命是人生最高准则”？
法官所倚赖的，是一个非常高的道德标准：他要求个人在一个疯狂的社会里保持清醒。他自己或许做到了。三十年前，看穿了所谓社会主义的面具，逃亡到西方。
几年之后，法官的哥哥也走上逃亡之路，却被捕下狱。或许因为亲身受过围墙的迫害，法官对士兵下了较严的判决。但是他同时不可能不知道，要求无形的道德超越有形的法律，他就踩进了哲学和法学的沼泽区——究竟有没有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原则？舍法律而讲道德是不是等于给自由心症开了后门？法律，并不能涵盖所有的正义；相反的，有许多时候法律，因为它有形而缺少弹xing，反而阻碍了正义的伸张。我们知道以法律来规制正义，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折衷之计，可是，以无形的，往往模棱两可的“良知”来决定正义的话，危险是不是更大？
紧接着这一场官司的落幕，下一场审判又开庭了。时间往前推。一九八四年，两名士兵she杀了一个名叫米夏的年轻人；在围墙的脚下，他流血过多而死。
这一场，短短几天就有了结果。另一位法官，认为被告有罪，因为他们做了违背良心的事，取人xing命，可是判得很轻，十六个月，而且缓刑。判得轻的缘故？女法官说，因为被告在一个极权社会中成长，没有学习到以良知判别是非的能力；而且，法官说，人大多是弱者，怕事、随俗……能够抵抗大环境的只是少数的英雄，我们不能要求大家都是英雄。
你满意这个判决吗？
被杀的米夏的父亲摇头，他说：
“这叫什么正义？”
三百与三十万
这两天，全德国街头巷尾都响着一个话题：星期天晚上被烧死的三个土耳其人，一个女人，两个十四岁和十岁的女孩；焦黑的尸体用塑胶布裹着，由消防队从冒烟的房子里抬出来。
消息传出之后。大城市里，人们纷纷汇聚在市中心，没有组织的，只是不约而同，每个人手持着一枚烛火，在暗夜的街上沉默地游行。作家根特·格拉斯住在惨案发生处不远的地方；他赶来小镇，走在队伍的前头。
沉默的队伍在烛光中显得悲伤；盘据在每个人心头的，更沉重的，是对现状的震惊和对未来的恐惧、不安。
两栋土耳其工人住的房子被纵火之后，纵火者打电话给消防队：“木勒街和拉真街口的房子烧了！希特勒万岁！”
在过去这几个月中。几乎没有一天宁静的日子：犹太人的墓园被毁、纳粹牺牲者的纪念碑被推倒、各地难民营被烧。在柏林，几个剃光头的年轻人把一个不肯叫“希特勒万岁”的人打成重伤。这个月中，喝醉了的年轻酒客将一个咒骂纳粹的人殴打至昏迷不醒，酒店老板再加一句，“这家伙是个犹太人！”于是年轻人将烈酒浇在已倒地的人身上，再点火燃烧，再和老板合力弃尸。
这些仇外的bào力事件不只发生在德东，同样普遍地也在德西扩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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