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人如果明知自己在传播谎言，而不挂冠求去，那么他就成为有罪的欺骗者，因为他容忍谎言；而容忍，就是制造。
里根为了打击卡扎菲，编造了一些假的新闻，由白宫发言人对世界宣布。谎言揭穿之后，国务卿的助理发言人Bernard Kalb面对满室新闻记者，当场辞职。“当工作与良知相抵触时，”六十四岁的Kalb说，“我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选择了良知的发言人，显然拒绝作一枚随着机器运转的螺丝钉。相当能代表十九世纪美国làng漫思想的梭罗，对渺小的个人有着更高的要求。一八四六年，美国与墨西哥打仗，当一个美国士兵把刺刀戳进墨西哥士兵胸膛的时候，他很可以说：对不起了，但我只是奉命行事；是我的政府贪图你的土地，挑起战事，造成你的枉死，但杀你实在不是我个人的责任。
梭罗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来对抗政府已作的决定，但是，他显然觉得个人对一场不讲公理的战争有负责的必要，他选择了拒绝缴税，表示拒绝作一枚被动的螺丝钉。
对一个挥舞着刀、冲进墨西哥领土的美国士兵，梭罗等于在说：世界上没有“奉命行事”这回事。当工作任务与个人良知冲突的时候，你或者选择良知，即刻辞职退伍，后果也许是饿死；或者接受命令执行任务，那么你就是个凶手，没有自欺的余地。不管选择是什么，责任都在于个人。
当然，天真而làng漫的梭罗说，如果每个人都有高度自觉，拒绝作个不负责任的螺丝钉，那么那场不讲公理的仗也就打不成了。巨大的悲剧之所以发生，都只因为个人没有认清人的自主权，随波逐流，而流至不可控制的灾难。
没有任何人能以“奉命行事”作为无罪的借口，因为人唯一所该奉的“命”是自己的良知。
犹太人天罗地网，万里寻仇的狂热行为就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实践；第二，就是犹太人也深信人可以，而且必须完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实际策划消灭犹太人的将领固然要血债血还，只是执行命令的军官也难逃其咎；受雇于纳粹的秘书、技工、管理员，更是帮凶。二十来岁的老麦，没受过太多教育，作为一个管理员，他每天的杂务之一，或许就是打开煤气开关，一板一眼把上司jiāo待下来的工作做好。你可以说他是个奉公守法、克尽职守的工人。可是，他打开煤气的那个小工作，达成的效果是一屋子惨死的老弱妇孺；换句话说，老麦是个奉公守法的刽子手。犹太人在四十年后要制裁他，等于是制裁他缺乏自觉，不曾作一个拒绝奉命的小子。上了贼船，为什么不跳海离开？不跳海，就是贼。
“不跳海，就是贼”的赏罚原则对人有高度的道德要求。首先，它要求一个人上了“贼船”要认得出这是艘“贼船”；也就是说，人要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dòng悉是非真伪的智慧；其次，它要求人有“跳船”的勇气。认清贼船之后，即使不能英勇地把掌舵的暗杀了，或者放火烧船起义，至少要拒绝同流合行，毅然决然地跳船。
经过两次大战的现代人，其实一直在努力地维持清醒。他一次又一次地受到cao纵与蒙骗，一次又一次被带到毁灭边缘。所以，已经有人开始睁开眼睛检视船行的方向。西方的反核战运动就是一种自觉运动，一向被动的人反过来希望主动地决定自己的未来，不让所谓“领导人”或狂热的群众牵着鼻子走。台湾近年来开始蓬勃的民主运动与反污染热cháo，也代表一种觉醒与反抗，人试图塑造自己的命运，如果缺少这种觉醒与反抗，人恐怕早就在自己的愚昧中灭顶了。
然而，dòng悉是非真伪的智慧，独善其身的果敢——究竟多少圆颅方趾的人有这两样条件？明辨真伪往往不只是智慧的问题；一个智慧极高的人可能生长在一个极权制度中，资讯受到封锁，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神话、谎言作为洗脑的材料，从生到死他根本没有dòng悉真伪的机会。透过统一编制的教科书、控制严格的报纸与电视、宣传标语、威吓利诱的手段，一个政府可以塑造人民的思想，像搓泥人一样，玩于股掌之间。在中国文革的狂热中，在德国希特勒的民族主义热làng中，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大趋势中，人人都是泥人，你要泥人怎么样跳出塑泥的大手掌去辨别客观的真伪呢？确实有些人，在举国欢呼：“嗨，希特勒”的时候，清楚地冷眼dòng悉隐藏在爱国狂热背后的危机，目击是非价值的颠倒，弃德国而去。这些人，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大多数的人，即使动了疑心，也没有能力作独立的判断。一个当过红卫兵的人告诉我：“当时我们冲进教室把老师拖出来打得鼻青眼肿，bī他下跪，我心里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可是大家都这么做，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所以我也定了心，放心地去打。”人云亦云是人的常态，自我觉醒、反抗cháo流，是人对自己较高的道德期许，一种理想的追求。
我想，老麦的逮捕之所以令我不安，是因为我发觉犹太人其实把觉醒与反抗这种高度的道德期许，当作审判人之有罪或无罪的基本条件。有谁经得起这样的审判呢？譬如说，仁民爱物是一种道德理想，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努力以赴，可是，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不到仁民爱物的标准而判他十年徒刑；仁民爱物是一个道德的上限，必须当他碰到下限——譬如杀人——的时候，你才能惩罚他。误上了贼船的人，我们希望他有所觉醒，在“工作与良知”之间毅然有所抉择，跳海也在所不惜，但这又是一个道德的期许，不是判罪的标准。把上限的道德期许拿来作为判罪惩处的下限标准，岂不失之太苛乎？人，没有那么gān净吧？
今天，如果发生了核子大战，五十年后，万一有人要追究责任，那么今日受雇于核厂的守卫该不该判刑呢？现在正在读核子研究所，即将成为工程师的学生该不该判刑呢？在国防部处理文书的打字小姐该不该受审呢？负责修护核厂的工人该不该受审呢？明明知道核战的危机却不曾参加过反核运动的我，该不该被逮捕呢？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世上没有无罪的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年近七十岁的老麦要面对审判？
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残酷bào行不应该只是犹太人的事，就好像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残nüè不能够只是中国人的事。“地球村”里的人要依赖彼此的正义感来绵延生命。
我们教导下一代，也期勉这一代，要时时觉醒bào力的存在，诉诸良知；但是在人普遍的做到这一步之前（或许他永远做不到），惩罚做不到的少数人，这是不公正的报仇行为。经历过二次大战那样悲惨的教训，人所学到的不该只是报仇而已吧？！
我问一个德国大学教师：“德国人对猎捕纳粹的事没有讨论吗？没有意见吗？”
他沉吟了一下，说：“老一代的，心里觉得罪孽深重，在犹太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所以沉默。年轻一代的，渐渐开始想反抗这种沉默的罪恶感，他们觉得那个时候还没出生，为什么我要觉得有罪？但是，还是没有什么公开的讨论，再过几年大概会有一种新的检讨跟反应吧？：“
怀着罪恶感与羞耻心的德国人，把他们犯罪的痕迹像博物馆一样保存起来。在有名的集中营“大壕”（Dachau）里，铁丝网、煤气房、监牢，狰狞地立着，一如恐怖的往昔。德军用赤luǒluǒ的犹太人作实验品的照片，一张张为人的shòuxing作见证，德国人是希望不要忘记自己的丑陋而重蹈覆撤。对血淋淋的历史，西方人的口号是：
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犹太人不只没有遗忘，似乎也无心原谅。
中国人呢？
思想栏杆
耶鲁大学换了校长。新校长在就职演说中对政府提出警告：执政者不能够把自己看作民众的思想保姆，认为民众是婴儿，需要思想的喂哺、灌输。校园中思想的自由独立尤其不可以侵犯……
在一个自诩为民主自由堡垒的国度里，它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还有必要说这样的话？
在耶鲁校长演讲的同时，一个叫玛格丽特·兰道的女作家正在与美国政府打官司。原来是美国籍的兰道放弃美国国籍，变成墨西哥公民。美国政府要将她驱逐出境。检察官的起诉书指控兰道“说谎”：兰道的文章说卡斯楚是个“英明”的领袖，说南美的共党是“英雄”……这些言论与美国总统对局势的解释相反。总统的说法是“事实”，与“事实”相反的言论就是混淆视听的谎言……显然美国的言论自由也是围了栏杆的自由。栏杆所圈的范围或许比许多国家大一点，但是思想的栏杆还是存在，保护圈里的婴儿，怕他爬出来。耶鲁校长显然不怎么喜欢这些栏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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