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的想法是，成立“造反队”，只是应付一下，千万注意别像五七年“反右”最后 把自己拗进去。运动总是一时的，应付过了这关，把处里的同志们安全带过去就得了不管怎 么说，不抢先，不冒前，别武斗，别闹事，别渗乎进社会上的两派就行。
一加入“造反队”，明白的事更多。过去是在“造反队”外边看“造反队”，现在是在 “造反队”里边看“造反队”。真心说，关心国家大事，都是胡扯，不能不这么喊罢了。有 的有捞头，挣命；有的像我，也是明哲保身，稳住劲儿。这么大的运动，谁知自己一个闪失 栽在哪里。这决不像“反右”那样掏心掏肝，谁都不拿真心的，谁都有自己的一盘算盘殊 儿，谁都留有余地。搞运动搞得人jīng了，比老家贼还贼。我的原则是不参加辩论，别卷进 去，稳居中游，只做边边沿沿没风险的事。比如管管牛鬼蛇神，组织他们学习，贴贴大标语 大字报。“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动武。幸好我们局里没发生什么武斗。要说我们局的两 派，都因为人际关系的背景。所谓观点，不过是借口。这两派以两位局领导为分界线，谁是 谁的人，互相都清楚。原先不清楚，一闹也清楚了。一派是局里的老人，原先的gān部班子， 再一派都是后来调进来的新人，大都是政工gān部，跟随一位后来调来的领导。这些gān部都有 斗争经验，习惯暗斗，不善明斗，别看运动激烈时也吵吵架，可天天中午还一块吃饭，打打 岔。就这形势，还不错，没有你死我活，后来大联合也不费劲，二十六块牌子往门口一挂就 算联起来了。我主要抓住一点，就是抓业务，那时叫“促生产”，最保险，运动后期秋后算 帐，也算不到gān活的人头上。直到后来搞万名gān部下放，我们一直也没停顿工作，我想这样 就保平安了吧。
可没想到，你不找事，事来找你，居然找到我头上来了。
一个“造反队”头头，一天拿个本本找我，给我看。这大概是六七年的事。他说：“这 个本是五月三十号打市里‘革gān联’头头家抄来的，上边有咱主任在他家汇报局里运动qíng况 时，说你的话。”我一看，大吃一惊，又莫名其妙，竟然写着我爸爸是国民党的司令。我非 常恼火，投影儿的事，我怎么成了国民党司令的儿于了？等到两派大联合时，我当众问他是 怎么回事。基建处一位同志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几年前，有个同志在我们处里说，马 季相声《牵牛记》的牛司令是小牛的爸爸，是句笑话，这话后来传到设备处处长耳朵里，笑 话就成了半真半假。处长向上边领导汇报时，就说《牵牛记》里的国民党司令是小牛爸爸， 成真的了。”
当时两派在场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我又气又急，质问这主任。他挺硬，他弟弟在北京 当大官，是个高gān，以为自己有后台。不但不认错，还当面骂我：“狗崽子，你算什么东 西，国民党来了，你准反攻倒算。”我气愤得上去要抽他嘴巴，他戴眼镜，我摘下他眼镜给 他来了脖溜儿，没打嘴巴，离得太远，就手指头尖扫着他一下。可打那以后，我就落下个外 号叫“牛司令”。先是给我爸爸的外号，又落到我身上了。当然这是个取笑的外号，我也不 介意，有时还挺得意。我行政上挺行，又管一摊事，叫我司令，等于尊敬我。天天和人一碰 面，就是“牛司令”；打电话找我也是“牛司令”。局里没人不叫我“牛司令”的。下边有 些人也知道。不知我姓名也知道设备处有个“牛司令”。只是不知道这外号的来由。叫我外 号，表示热乎，好找我办事。后来gān部下放转工人，有的到gān校去，有的到新单位去，我就 背着这外号到基层工厂，倒觉得是个爱称了。无论谁这么一叫，倒觉得挺近乎。这不该完了 吗，不。
到了七六年拨乱反正，清理“文化大革命”，不知怎么，糊里糊涂，不知打哪儿造出来 的，新单位的人竟然都以为我是原先局里的司令，“造反队”的头儿，成了造反司令了，冤 不冤？不知哪个王八蛋造的，可这不是儿戏，上下都当真了。
我那次不是扫了主任脖子一下吗，那主任一口咬定说我打他了，说打砸抢就占了一条， 一直暗地里审查我。我的职称问题，定级问题，提拔副厂长问题，总受这事牵连，改革方面 提意见也没人敢采纳。糊里糊涂一个外号，好像“文化大革命”我有什么罪恶似的。要是当 初在局里我闹一回，谁再叫我这外号，谁就是王八蛋，就好了。更倒霉的事是嘛呢，在局里 时，一次两派联合斗当权派，在人民礼堂，不知打哪儿弄来市委副书记陪斗，架市委书记的 人个子太小，站在旁边没气势，管专案的一个同志说叫我上去，因为我个子大。我就上去 了，还叫摄影记者拍在照片上了，后来翻出来，算我“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错误的证据，无 形中又和“牛司令”这外号联在一块了，倒霉不倒霉。
我们局里“文革”后新组成一个班子，我们那一派，那些老人都走了，另一派为了回避 问题，就把事儿都推在不在场的人身上。不但没人替我解释，反而恨不得我有事才好。我这 “造反司令”就被默认了。弄得我很痛苦。一次次清查，又不当面问我，查也查不出什么 来，还总暗地查。
每到清查一紧，局里有的好心人就打电话通知我：“告诉小牛，最近又要清查了，叫他 别到局里来，避一避好。”好像我真有问题似的。你要真去问他们，他们会说，谁查你了， 你难道心里有鬼？弄得我有工作也不敢到局里请示。在单位里上不上、下不下，当面没人说 我，可是常常感到有点事似的，就这么背着这外号背了好几年，难受不难受。
直到前年，市委组织部调查整理qíng况，才有人正式告诉我，你的问题查清了，不属于打 砸抢，那次是那主任骂你，你打他又没打着，不算打人。去年市纪委找我谈话说，这几年你 就是受了累，原来准备安排你副厂长，就为这些事，经过反复核实，清了。嘿，这才了结， 好家伙，一个外号弄到市里去，厉害不厉害。
对这“牛司令”，他们说这没什么也别向本单位群众解释了。因为没立案，也就没有落 实问题。
现在不知道qíng况的人，还有的叫我“牛司令”；知道这些qíng况的，不再叫这外号了。大 概知道这不是好事。这事怪不怪。
生活超出人的想象那部分是荒诞。
第16章 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1966年20岁 男 S市某师范大学学生文革初期的反动学生— 《十六条》公布那夜起义了— 八。三一见到毛主席— 北京 作家协会批斗田汉— 大串联 —拥军派抢劫弹药库— 工宣队一人手托一个芒果进校— 修教路线的典型— 看了《红都女皇》后完全消沉下来— “我做红卫兵并不后悔”
来时候，几个当年老红卫兵说，你去把咱闷在心里的话冲他说说吧！我找你不是忏悔来 的。我感觉直到今天对我们也是不公平。你要敢写，我就敢说。当然，按你要求，我还要从 自己的经历讲起。经历本身就是一切。这么说行吗？
我这个人我说的可能前后不衔接啊，我先简单把“文革”前一两年的qíng况说一说，因为 这是基础。我是一九六四年的高中毕业生，那阵我考学的目标就是南大。我比较喜欢古典文 学。可当时到处都在宣传侯隽、邢燕子、董加耕的事迹，处在“文革”前高cháo的预演，上山 下乡的不是叫先锋吗。我这个人历来就听觉的话是吧，因为我从上小学一直受着正统的听党 的话的教育。我出身挺好，父亲是个拉三轮的工人，我的母亲是在农民家庭长大的，我的二 姐还是由政府给找回来的呢。解放以前我这组姐就卖给这里十大资本家刘襄九他们家，卖去 之后我妈妈就去给他们当奶母啊。
要讲这个还是一段故事啦，这个题外话啦就先不说啦。政府经过周折把我二姐找回来 了，我对党的感qíng就是很朴素呵，共产党说什么是什么。可是，中间有个岔头我记得特别清 楚：在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哇，我当时上小学二年级，有一个女老师对我特别好。到了一九五 七年了，她突然间就成了右派。当时我很小，但挺纳闷儿，女老师挺好的吗，怎么成了右派 了呢？从那阵子后我就隐隐地感到领导非常厉害，不能得罪他们，同时呢，也不应该得罪他 们，他们就是党呵。后来我偷偷地去看我们那个右派老师，她已经疯啦。她姓严，教语文的 老师。我记得当时那女老师还穿着旗袍，留着短发，就像电影里“五。四”时候那样子。我 到她家，她抱着我就哭，她说她真想喊，现在看起来呢，她当时成为右派无非就是直言不讳 地提了些问题，可是从那以后我的思想很矛盾。在我的心灵里埋下了两个根子，一个是上级 领导了不得；另一个根子呢，就是，不能反对党，党是永远正确的，党是不可能出现错误 的。后来上中学，就是一直听党的话，党让gān什么就gān什么，一直到了七0年大学“毕业” 分配。历年来我在分配的志愿书上，从来都不填什么志愿，就是坚决服从党的分配。可是现 在想起来就是谁听了话谁倒活该倒霉，那些不听话的现在闹的还挺好……现在把话再接上一 九六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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