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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个人的十年_冯骥才【完结】(51)

  我至今也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没哭没喊,我是应该大哭大叫的呀!我的老钱呀,你半 年多就死了,怎么就没托个梦给我呢?难道你也和他们一样故意骗我,捉弄我,好突然来给 我当头一棒吗……这时,军宣队已经进厂。恰巧我女婿的一个老战友是军宣队员,他闯进63号才问出 来。说老钱一次给四条绳子拴在手腕和脚腕上,拉在四个墙角上,吊起来打。那些打手们打 完他就去喝酒,一帮人全喝醉,把他忘了,等酒醒了回来,发现他四肢全弯着,抽缩一起, 摘下来一看,人已经死了。这就是他们说的“工伤死亡”!

  封建社会里也不准私设公堂,当堂打死人县官也要革职。怎么能吊打死,半年多都不告 诉我?怎么还能到我家里要钱要衣服?我一直告到市里告到北京,可无论怎么告,回答只是 一句话:“问题太复杂,很难解决。”等到“四人帮”完了,63号冤狱大平反,才知道 “复杂”都是在上边。主谋和主凶抓起来,但究竟老钱都受过哪些整,究竟谁参与打死老钱 的,没处再去问了。“文革”过去,家破的家破,人亡的人亡,所有债都记在“四人帮”身 上,人对人又是笑脸,又都一个样儿了,哪里去找当初那些整人的人?除非他们自己有良 心,可是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谁,天良发现,找到人家受难的去忏悔。我家里的人都是书呆 子,不会去找,去闹,去争,只能把这一切,把含冤而死的老钱放在心里罢了。

  老钱的骨灰盒,我们找了几个地方才找到。当时处理这事很糙率,当事人都忘了放在哪 儿。现在我们把它换了个讲究的盒子,存放在殡仪馆里。每年清明节和十二月十七日——他 遇难的日子,我们全家人去一次。yīn历正月十六——他的生日那天,我单独去。我们从不烧 纸,只是看看。在人间得不到幸福,还能去哪里得到?

  你看我现在相当平静了吧。

  可是有一次宴席上,上一道鲍鱼jī茸汤,我马上盛了两碗,说:“这是老钱平生最爱吃 的,叫我多喝一碗,替他喝吧。”大家立刻静下来。谁也没说一句安慰话,大家都知道,这 种事,安慰也是多余的,都只说:“好,好。”

  还有一次,我在杭州西湖林荫道上独自散步。走着走着,我忽然特别想他……不知为什 么在这最美的地方我就会特别想他。从此我避讳着,不再到最美的地方去……罪恶的结果,永远没有句号。

  第22章 没有qíng节的人

  1966年28岁  男S市某科学院科研人员

  一下子打懵了——买了一套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jīng心地塑造自已,不做罪人, 也不做红人——郑板桥的四个宇“难得糊涂”——这次叫作有惊无险——一种很荒诞的感觉我的经历很平淡,没有大喜大悲,高cháo低cháo。你写东西需要qíng节,可是我几乎没有什么 qíng节。但我找你,是有满肚话要说——这没qíng节,是我自己制造的。就像有些小说或电影, 故意没什么qíng节。可一个人在“文革”大风làng里,要使自己没任何qíng节,谈何容易?这需要 很清醒、很jīng心的设计。我先说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是贫农出身,解放后受重视,从中学到大学享受免费助学金,理所当然入了团,什么 都好,一片艳阳天,很幸福。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成长得快,一路顺风,对以后政治的变 化根本没估计,轻松,随便,甚至比较放肆。

  五七年开始出毛病了。我说放肆吧,鸣放时什么都敢讲。别人不敢讲的我讲。马上,我 担任的校刊主任被撤,批判,斗争,检查。说我忘本,变质,右派言论。多亏班主任人好, 非说要挽救我,才没定为右派,可是内定右派,团组织给了严重警告处分,晴天打雷,当头 一棒子,一下把我打懵了。我们这代人,经过五七年,xing格就来个大扭曲。原先开朗轻松, 一下就变了,有人变jīng了,有人变闷了,九十度大转弯。我这个人还算清醒,意识到人家从 此就看不上我了,可是我还想gān点事怎么办?开始苦苦寻找一条可行的路。我如果只想为自 己,并不太难,放弃理想,志愿,随波逐流平平庸庸一辈子下去就是了。难就难在你并不想 为自己,还想为国家。

  五七年后,我被下放到农村一段时间劳动改造。我是农民的儿子,gān活不比任何人差, 于活是我的家传。可是我一钻业务就麻烦。农闲时我看外语书,麻烦了。马上抓住我,说我 学外国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白专;拔白旗,拔了我好几次。但我总不能像那些人,睡懒 觉,没事瞎chuī牛,混日子反而落得平安无事吧!怎么办?我是一次比一次愈挨批愈清醒。我 灵机一动,买了一套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看。大队书记说:“你怎么又看这资本主义的 玩意儿?”我说:“你看,这不是资本主义,是英文版的毛主席著作。”书记没话了,他怎 么能禁止我看毛主席著作呀。这一下,我胜利了。索xing买了英文版全部马列著作、《北京周 报》、《中国建设》等等许多书,练习英语。这个胜利使我发现了一条绝妙的道路:在夹fèng 里求生存。石头fèng里也可以活,当然要看我能不能找到这fèng儿了。

  我在农村改造一阶段后,回到学校继续学习。我是学植物专业的,学校有位教师过去在 美国搞除糙剂,就是不用人工锄糙拔糙,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我生在农村,深知祖祖辈辈在 农田那种原始的劳动方式的艰辛。我决心要在中国搞除糙剂,推广化学除糙,把农民从田地 里解放出来。可是中国的生态、土壤、气候、杂糙的种类分布与外国不同,必须花费很大心 血做调查和科研,甚至用一生来gān。这目标在我心里牢牢地确定了。

  可是,从学校出来分配到农科院,从“四清”到“文革”,我看透了——中国没有真正 搞科学的地方,处处,人人都搞政治。但不是政治家,是小政客们,政治小应声虫们。又不 是真正搞政治,而是搞整人,互相整。今天你上来我下去,明天我上去你下来。整成一团 团,谁也解不开,愈整愈带劲。要想完成自己的志愿,就必须像当年学外语那样,想个绝法 子。我对自己作了分析:我出身好,不会成为挨整的重点;可我犯过错误,也不会成为红 人。好了,我就把握住这点——不做罪人,也不做红人。成了罪人什么也不能gān,成了红人 一样什么也gān不成。我又想,我有两个好条件,一是我搞植物专业,可以躲到农村去;一是 我出身农村,农民生活对我毫无难处,去农村等于回老家。于是我向院里提出,说我要到农 业生产第一线去,扎根农村,把科学实验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同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认 真改造思想。这提法很时髦,我又把话说得很诚恳的样子,马上被院里批准了。

  十几年来,我一直在下边。S市周围农村几乎叫我跑遍了。二百五十多种杂糙都象长在 我心里。在植保站搞出除糙剂就拿到农田试验,一有成效就推广。院里搞“文革”,两派 斗,开会,我尽量躲着不去。我有办法,逢到院里叫我去开会,参加运动,我就请公社或县 里出面替我请假。我和农村的关系好,搞除糙剂对他们确实有很大帮助,他们肯为我请假。 我到处搞试验田、开现场会,故意把每天时间都排得满满的。院里一来电话叫我去参加运 动,这边农村gān部就在电话里喊:“不行,我们贫下中农现在正用着他呢!”就替我拦了。 我做得也十分小心,天天gān什么都有记录,十年里记了整整十大本,防备人家查呀。一次院 里搞政治清查,派人到我所在的县里调查我的现实表现。县里就说我这个人如何如何好,如 何脱胎换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如何不怕吃苦,狠斗私字,学习毛主席著作,编一大套。 农村gān部也很jīng明,完全知道用哪些话就能把这些来找茬的人唬弄走。然后又把我写得密由 麻麻的《工作日记》往桌上一摆,院里的人无话可说。这样,既躲过运动又gān了业务。农村 是我一张大政治保护伞,没有这伞我什么也做不成,当然,为了这伞我必须加倍努力为他们 gān,可是这正是我要gān的呀,我这是一举两得。你说我做得妙不妙?

  一个人的时间有限,生命和事业都经不起挫折,必须善于保护自己。我很清醒,总不去 开会也会遭到院里反感,万一惹恼他们也很麻烦。有些重要的会,比加传达中央文件呀,学 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呀,大会或重要的会呀,我准去。分寸要掌握得合适。有时回城时,就到 单位个别关系不错的同志家里串门,摸摸qíng况,政治上的大qíng况必须要心里有数,没数也要 出问题。有时你不找它,它还找你呢!关键是不能陷进去。非要写大宇报表态时,决不能提 具体人名;对人事问题要装糊涂。叫我揭发,我就说:“我和谁都不接近,不知道问题怎么 揭呢?”两派对立时,有人拉我加入一派,我说:“我糊里糊涂的,弄不好成不了事,反绘 你们坏事。”这也躲过去了。我尽量把自己搞成一个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人,开会时从来 都坐在墙旮旯很少和人谈话,甚至很少用眼睛看人,你看人一眼,人家就会注意你。叫别人 忘掉我才好。我给人的印象确实是胆小怕事,糊里糊涂,政治上无所作为,正好!这也正是 我jīng心设计,自我塑造的形象。郑板桥有四个字:难得糊涂。当然这是一种表面的装傻卖 呆。可是不少人看上去不糊涂,很jīng神,搞起运动来拼命表现自己。但从中国的政治看,这 不过一时出出风头而巳。你爬上去,别人就盯住你了。赶到政治上风向一变,必然想法把你 打下来,最有力的打法是借用政治罪名。碰上一下,就不得了,好像车祸,伤筋动骨,几年 里缓不过来。人生很短,有三次两次一辈子就报废了,最后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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