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叫住我，更诚恳他说：“我非常非常地对不起你。”
这叫我说什么呢？
前不久，B作家也托人带信给我，说他不好意思见我，但他要对我说声：“对不起！” 带信的人说，B作家还qiáng调他是十分郑重的。
说实话，当我听到这诚恳的、发自心底的道歉时，我心头一热，真有点感动。搞艺术的 人嘛！总是这样爱感动和让感动所蒙蔽，可是等我静下来，看着我那年近八十、饱经磨难、 早已熬白了头发的爱人，就忽然想气冲冲地对他们说：
“你们这一句‘对不起’，就能了结我们这二十二年吗？”
换句话说：“我们这二十二年的苦难，难道就是为了你们这一句‘对不起’吗？”
上帝从来没说忏悔可以洗清罪过。
第29章 唯一没有贴封条的嘴巴
1966年28岁 女 L市某中学语文教师
中国不出拿破仑——反右时为一个同学抱打不平——资产阶级还是国旗上的一个星星呢——用绳子把yīnjīng扎紧——“做奴隶，不做奴才”——最神秘的还是宫闱秘闻——韭菜麦苗不分——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我有句话你可别不高兴，不高兴我也得说，我这个人有话就得说。你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我看过一些篇章，苦兮兮的，我是从那时过来的人，相信这绝对都是真事，可是谈文革只说现象不成。文革已经成了历史，现在再谈文革，不能像“诉苦会”上的发言，得刨根问底，追个究竟。过去谈这些有点犯忌，现在既然已经是历史，就“任由人们评说”了。
有人说，由于“四人帮”作乱才闹出文革，或是因为毛主席犯了错误。我认为这么说依然是“就事论事”。
我认为文革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必然。如果不是这个“四人帮”，还有另一个什么帮；如果不是毛主席发动，还会有个赵主席、钱主席、孙主席来发动文革。中国这块土地上，不出法国大革命，也不出拿破仑，就出文革。你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一直看到文革迫害知识分子，你从历史的文字狱一直看到文革中的相互揭发“反革命言论”。中国这几千年，唉，一脉相承，顺理成章地搞出个文革。
如果不搞文革反倒怪呢！
也别什么事都怪文革。一个巴掌拍不响，文革时我挨整倒霉，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必然。
两个必然合在一起，就是你现在面对的一个小人物的命运。
我这必然是——有话就说，有话就得说，尤其是碰到抱打不平的事。
当年反右时候，我在HB大学上学。人家都说我这人嘴巴贴不上封条。同班一个男生，十九岁，三代贫农出身，就是因为给校领导提了几条意见，好呀，捅马蜂窝了！说他攻击党，打成右派，我当时十八岁。在二百人参加的大会上我一个人站出来为他抱打不平。我说：“他爹是党支书，三代苦出身，没有党就没有他，他怎么会反对党？”我一连十多次为他辩论，驳得那伙人张口结舌，人家都说这丫头太冲了。于是最后给做的结论是“赤膊上阵为右派分子翻案”，内定“中右”。
可是定为“中右”这事我并不知道。文革起来时我没事。我那时在某某中学做语文教师，只是有一些学生给我贴了大字报，这好像下雨时走在街上，谁肩膀上不落几个雨点？当时社会上抄资本家正凶，我看得气不平，那个“有话就得说”的毛病又犯了，便对一些老师说：“凭什么抄人家，宪法保护公民的财产。资产阶级在国旗上还是一个星星呢！除非把那颗星星去掉！”
这句话不知叫谁告发了。好呵，滔天大罪！诬蔑红卫兵运动，为资本家鸣不平，攻击文化大革命。一个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关进牛棚！再一查档案，五七年反右时还是个“中右”，原来还是个“隐藏很深的右派分子”，罪加一等。据说档案上记录我的反动言论可多了。比如档案上有一条说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我到处散布“大炼钢铁把住家的大铁门拆下来，炼成豆腐渣”。这真叫我毛骨悚然，我平时随随便便说的话，怎么全在档案里？难道我背后总跟着一个隐身人，专门记录我的言论？这样，我就成了一贯反动的大家伙！
靠着谣言诽谤、靠着背后议论、靠着告密的内容来塑造一个人，这是不是中国的一个悲哀？
当然，我不应该怪别人，应该怪我的xing格，还有我的嘴。我不是说过吗——我也是一个必然。等我被关进牛棚，不准再见我三岁的女儿时，我真想用封条把自己的嘴封上！
你想听听牛棚里的事吗？
都说我们学校红卫兵的凶狠是出名的。其实不是凶狠，而是残忍。什么叫做残忍？我在文革时才弄明白。残忍就是想方设法、充满创意地迫害人。决不只是用力气打。
比方叫你解开腰带，将几十条毛毛虫放进裤子里，再叫你把腰带扎上，这滋味你受过吗？
比方用塑料眼药瓶吸凉水，往耳朵里灌，直灌满耳朵眼儿。这刑罚你受过吗？一位姓K的数学老师至今还闹中耳炎，就是那时凉水灌耳朵留下的病根。
再比方三九天叫你脱下衣服，只留背心裤权，站在五楼窗台上冻着。弄不好一头栽下去？你在哪里听过有这样的刑罚？
当然，这残忍的行为中，还带着学生们恶作剧的成分。可我们一位老师被红卫兵用盐酸泼在脸上，烧瞎了一只眼，就纯粹是一种凶残了。还有一位男老师叫他们用绳子把yīnjīng扎紧，再bī他喝水，直胀得睾丸奇大，通体透明，差点胀破，才松开绳子。你说如果不是文革，你能看到人xing会有多么凶残？你知道什么叫“láng奶养大的一代”吧！
一九七八年我恢复教学工作时，一位在文革中整过人的领导，召开全校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大会”。他站在台上宣布，不但给我落实了工作，还委以重任，叫我做年级业务组长，以表示他“大胆落实，紧跟中央”。大家见我苦尽甜来，受到重视，都热qíng鼓掌。我心里却腾地一股气冒上来！
这个人在文革时一直是革命宠儿。我在牛棚时常常会有红卫兵突然闯进来把人一顿死打，每次向他报告，他都不说什么，可转天红卫兵打得更厉害。他是很yīn狠的人。
我想，当初你把我揪出来后，说“又揪出一个阶级敌人！”把这当做成绩向上汇报；现在形势反过来了，你又把我落实政策当做一个资本。无论怎么样，你们都是正确的。我死我活，都是你们脸上的金子。我变成尸体，也是你建功立业的基石，还得感谢你们！去你们的吧！
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也没表qíng，用眼冷冷地瞅着他。我没开口骂他就算客气了。
现在我则想，应该起诉他们，叫这些人赔偿jīng神损失！
我在文革，有一句名言叫做：做奴隶，不做奴才。当然这句名言是对自己而言，是一句座右铭。
先说做奴隶。
做奴隶是被迫的。我刚被关进牛棚的时候，经常给弄到街上“游斗”（用游行的方式批斗）。胸前挂个大牌子，用黑笔写上我的姓名，再用红笔打个大十叉。左右两排手待木枪押解我的红卫兵，一边走一边喊打倒我的口号。有时还在旅店门前停住，招呼住店的外地人出来斗我。刚开始我很怕给熟人看见，怕难看，后来没有这种担心了。我就像奴隶时代的奴隶。奴隶的工作是两种，一种是劳役，一种好比马戏的猴子，供人玩耍。反抗是无效的，只有听之任之。
但我决不做奴才。
有一件事给我很深刻的认识。我们在牛棚里挨打多是在半夜里。红卫兵们突然开门闯入，不准开灯，他们举着火把。想打谁就用布袋往谁的头上一罩，再打。或者是在背后打耳光，这样打可以使我们看不见是谁打的，因而常常打得双耳发懵，眼冒金星。我就想了，你们这样打无非是怕我们看见是谁打的。嘿，你们还不如法西斯呢，法西斯是面对面打人的。你们是偷偷摸模，藏头藏脸。理直则气壮，理亏则胆虚，你们口号喊破了天，打起人来原来也有伤天害理之感。从此，我对这些搞运动的人，抱着一种很qiáng很qiáng的看不起的心理！
我被迫做奴隶，挨打受骂，劳动改造，我还被下放到农村gān过八年农活呢！但我决不会逢迎、献媚、讨好、告密、出卖别人。我不当奴才。被屈rǔ不可耻，但奴才是可耻的。
我有时很奇怪，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喊着叫着现代化，可是包公却一直没倒，济世救世，为民做主，威风十足。人们居然还这么喜欢包公。有谁想过，包青天愈多，说明法制愈不健全，中国愈没希望。
你是作家，我对你们文艺界真是搞不明白。那些腐朽的、封建的、跟现代化顶牛的东西你们为什么起劲地宣传。比如《王宝钏》那出戏的观念，绝对不能叫人容忍。薛平贵在外边娶老婆，酒色财气一样不缺，王宝钏却孤零零守着寒窑，一守就是十八年。薛平贵回来还要考察她这十八年是否贞节烈女，残酷不残酷呀！中国人总欣赏这种东西还有希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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