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短剧叫《侵略》，以一九三一年满洲一村庄为背景，幕起时日军到达，把不抵抗的中国军队赶走。第二幕中，日本军官在一个农民家设宴，把中国人当作椅子坐，喝醉了酒侮rǔ中国人的妻女。下一幕是日本毒贩在叫卖吗啡和海洛因，qiáng迫每一农民买一份。一个青年拒绝，就被叫出来讯问：“你不买吗啡，你不遵守满洲国卫生条例，你不爱你的‘圣上’溥仪，”拷打他的人这么说。“你不好，你是抗日的匪徒！”那个青年就马上给处决了。
接着一场戏是农村集市，有些小商人在太平的气氛中叫卖货物。突然来了日本兵，搜查“抗日匪徒”。他们要当场察看身份证，忘记带在身上的就被枪决了。接着两个日本军官大吃一个小贩的猪ròu。吃完后他要他们付钱时，他们奇怪地看着他说：“你要我们付钱？可是蒋介石把满洲、热河、察哈尔、塘沽停战、何应钦一梅津协定、冀察委员会都给了我们，也没有要一个铜板！为了一点点ròu，你却要我们付钱！”他们立刻把他当作“匪徒”用刺刀捅死了。
当然，最后村子里的人忍无可忍了。商贩们把货摊和遮阳的大伞推倒，农民们拿起长矛，妇女儿童拿起菜刀赶来，大家都宣誓要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 这个短剧很幽默风趣，用了本地方言。观众不时哄堂大笑，或者对日本人表示厌恶和仇恨的咒骂，他们qíng绪很激动。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政治宣传，也不是滑稽戏，而是深刻的真理。演员大多数是十几岁的少年，而且是陕西和山西的本地人，但是观众由于全神贯注于剧中的思想，就把这一点完全给忘记了。
这场以滑稽戏为形式的表演所蕴藏的残酷的现实意义，并没有因为剧中的风趣和幽默而模糊起来，至少对一个在场的年轻战士是如此。他在演剧结束时站了起来，用感qíng激动的嗓子大声喊道：“打死日本qiáng盗！打倒杀害中国人民的凶手！打回老家去！”全场观众都齐声高喊他的口号。我后来打听到这个少年是个东北人，他的父母都被日本人杀死了。
就在这个时候，漫游的羊群引起了哄堂大笑，缓和了气氛。原来它们正在满不在乎地啃球网，那是开场前忘记收起来的。一些学员赶去追逐羊群，把文娱部门这一重要财产抢救下来，引起了观众一阵哄笑。
第二个节目是《丰收舞》，由剧社的十几个女孩子优美地演出。她们光着脚，穿着农民的衣裤和花背心，头上系着绸头巾，跳起舞来动作整齐优美。我后来知道，其中有两个姑娘是从江西一路走过来的，她们原来在瑞金的红军戏剧学校学习舞蹈。她们是真正有才华的。
另外一个独特而好玩的节目叫做《统一战线舞》，表演中国动员抗日。我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魔术变出这些服装来的，忽然之间有一群群青年穿着白色的水手服，带着水手帽，穿着短裤——先是以骑兵队形，后来以空军队形，步兵队形，最后以海军队形出现。中国人是演哑剧的天生艺术家，他们的姿态十分写实地传达了舞蹈的jīng神。
接着是一个叫做《红色机器舞》。小舞蹈家们用音响和姿势，用胳膊、大腿、头部的相互勾接和相互作用，天才地模拟了气缸的发动、齿轮和轱辘的转动、发动机的轰鸣——未来的机器时代的中国的远景。
在演出之间，观众中不时有人叫喊，要请别人即兴唱歌。在大家的要求下，五六个陕西本地姑娘——工厂女工——唱了本省的一个古老民歌，由一个陕西农民用土制琵琶伴奏。另一个“点名”演出是一个学员chuī口琴，又有一个学员唱一首南方人爱唱的歌。接着，使我感到完全手足无措的是，有人要求外国新闻记者独唱！
她们不肯放过我。天晓得，我除了狐步舞、圆舞曲、《波希米》和《圣母玛丽亚》以外，什么也不会，而这些乐曲对这批斗志昂扬的观众来说是很不合适的。我甚至已记不起《马赛曲》是怎么唱的了。他们仍继续要求。我在极度尴尬的qíng况下终于唱了《dàng秋千的人》。他们很有礼貌。没有叫我再来一个。
看到幕布升起演下一个节目，我这才感到心头一块大石落地。这个节目是一个有革命主题的社会剧——一个管账的同他的房东太太谈恋爱。接着又是舞蹈，舞蹈之后是一个关于西南方面新闻的活报剧和儿童们合唱《国际歌》。从灯光集中的一个圆柱上拉出绳子来挂着万国旗，周围伏着许多舞蹈演员。她们慢慢地跟着歌词抬起身来，挺立着，最后在歌声结束时高举着紧握的拳头。
演出结束了，但是我的好奇心仍旧未减。因此第二天我去访问人民抗日剧社的社长危拱之女士。
五
红军剧社（下）
危女士于一九〇七年生于河南，参加红军已有十年。她原来参加“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宣传队，一九二七年冯玉祥 与南京的政变妥协以后，她就同许多年轻学生一起离开那里，在汉口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共产党派她去欧洲，在法国学习了一个时期以后又到莫斯科去，一年后回国，闯过国民党对红色中国的封锁，开始在瑞金工作。
她把红军剧社的历史向我作了一些介绍。演剧团体最初是在一九三一年在江西组织起来的。据危女士说，在那里，在瑞金的著名的高尔基学校里，从苏区各地招来了一千多名学员，红军训练了大约六十个剧团。他们在各个村子里和在前线巡回演出。每个剧团都收到各村苏维埃要求去演戏的邀请。农民们由于文化生活贫乏，对于任何娱乐都是很受欢迎的，他们自动安排jiāo通、吃饭、住宿的问题。
危女士在南方时任副社长，到了西北以后负责全部戏剧工作。她在江西参加长征，使几十个经历长征而仍活下来妇女之一。在南方的军队到西北之前，陕西苏区就已有了剧社，但在江西的演员到大以后，戏剧艺术显然有了新的生命。危女士告诉我，现在一共约有三十个这样的巡回剧社，甘肃也有一些。我以后旅行时还会碰到。
危女士继续说：“每个军都有自己的剧团，几乎每个县也都有。演员几乎都是在当地招来的。我们从南方来的有经验的演员现在都已成了导演了。”我遇到好几个少年先锋队员，他们还只有十几岁，可是已经过长征，现在负责组织和训练各个村子里的儿童剧社。
“农民们老远来看我们红军演出，”危女士自豪地告诉我。“有时，我们临近白区边界，国民党士兵偷偷地带信来要求我们的演员到边界的集市上去。我们去后，红军和白军都不带武器前来集市看我们表演。但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如果知道是绝不答应的，因为国民党士兵一旦看了我们演出后就不愿再打红军了！”
这些剧团使我奇怪的不是他们向世界提供什么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他们显然没有，而是他们设备这么简陋，可是却能满足真正的社会雷要。他们的道具和服装都很少，但就是能够用这种原始的材料演出bī真的戏剧。演员们除了伙食和衣着之外，所得生活津贴极微，但是他们象所有共产党员一样天天学习，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工作。他们到哪儿就睡在那儿，给他们吃什么就愉快地吃什么，从一个村子长途跋涉走到另一个村子。从物质享受来说，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报酬最可怜的演员，然而我没有见过比他们更愉快的演员了。
红军的剧本和歌曲都是自己写作的。有些是多才多艺的gān部给他们写的，但是大多数是宣传部门的作家和艺术家写的。有些短剧是成仿吾写的，他是一个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三年前参加红军，另外一些是中国最著名的女作家丁玲最近写的，她现在也参加了红军。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由于不断地改换节目，几乎每天变更活报剧，许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新问题都成了演戏的材料，农民是不易轻信的，许多怀疑和问题就都用他们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例如，在最近红军东征山西时，成百上千的农民听说随军来了红军剧社，都成群结队来看他们演出，自愿接受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的戏剧进行的宣传。
总的来说，这是把“艺术搞成宣传”到了极端的程度，很多人会说，“为什么把艺术扯了进去？”但从广义来说，这就是艺术，因为它为观众带来了生活的幻觉，如果说这是一种简单的艺术的话，那是因为它所根据的活的材料和它作为对象的活的人在对待人生的问题上也是简单的。对中国的人民大众来说，艺术和宣传是划不qíng界限的。唯一的不同在于：什么是人生经验中可以理解的，什么是不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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