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继续说：
共产党在苏区和红军问题上保持领导权，在同国民党关系中保持独立xing和批评自由。在这些问题上是不能作让步的。……共产党永不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它们将通过资产阶级革命阶段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共产党保持自己的纲领和自己的政策。④
这种让步所带来的实际好处，前文已有述及。但是要保持这些好处，共产党有什么保证呢？维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诺言，执行抗日政策有什么保证呢？
显然国民党也会充分利用共产党对自己实行新政策的好处。由于南京的权威得到中国唯一能够与之抗衡的政党的承认，蒋介石可以继续在一些军阀势力的很qiáng大的边缘地区，例如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扩大自己的军事和经济权力。他在共产党周围改善了自己的军事地位以后，就可以同时从共产党那里得到政治上的让步作为他暂时容忍的jiāo换条件。最后，他希望靠巧妙地兼而采取政治和经济策略，在政治上削弱他们，在时机成熟可以最后要求他们完全投降（他无疑仍希望做到这一点）时，他可以把红军孤立起来，利用他们的内部政治分歧来分化他们，把顽固的残部作为纯粹地方军事问题来加以解决。
对此，共产党丝毫不抱幻想。他们同样的也并不以为自己如不积极争取，“民主”的诺言或者反帝运动就会实现。他们决不会放弃实现充分民主和反帝的口号，他们在维护这两个口号时，不惜作出政治上的小让步，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根本政治基础是摧毁不了的。当然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裁政党出让过一点点政治权力给人民，除非是在极大的压力之下，国民党也不会是例外。如果不是由于这十年来存在着共产党反对派，要实现现在快要在望的那种程度的“民主”也是不可能的。的确，如果没有这种反对派，“民主”就没有必要，现在中国出现的那种程度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民主政体的发展，就象现代国家本身的成长一样，是一种需要获得权力和体制的表现，以便在这种权力和体制之内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基本阶级对立。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最简单的说明。
①但是即使在一九三〇年，红军攻占长沙这样一个对外国帝国主义并不十分重要的内陆战争，他们也在英、美、日pào舰的猛烈pào轰下被迫放弃。②一九二九年伦敦。③《红色中国：毛泽东主席……》第11页（一九三四年伦敦）。④向共产党作的报告（一九三七年四月十日延安）。
六
红色的天际（下）
这种矛盾在中国并没有消退，而是在迅速增长，只要这种矛盾保持尖锐化，国家就不能忽视。国内和平的实现本身就必不可免地使得南京方面要更广泛地有各社会阶层的代表，如果这种国内和平要继续保持的话。这并不是说国民党可能真诚地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允许共产党在公开竞选中同自己竞争，这样签发自己的死刑判决书（因为到处都承认，单单农民的选票就可以使共产党获得压倒优势的多数），尽管这是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要求，他们并且会继续这么进行宣传鼓动。但是这的确意味着，一小撮垄断国家经济和警察力量的少数人不得不承认大多数人的一些要求。同意苏区代表作为一个地区出席国民大会就是一个迹象。
经济、政治、社会利益的向心发展，所谓“统一”的过程——产生这个制度的一些措施本身——为了本身的存在，同时也要求越来越来的集团把注意力集中于中央，以解决不可解决的难题——阶级利益的日益加深的冲突。南京越是具有代表全国不同的更加广泛的阶级利益的倾向——它越是接近于实现民主——它越是要被迫寻求一种通过恢复国家主权以求自保的办法。
因此，共产党扩大影响、防止将来受到围剿的保证，在共产党人看来，是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有机关系中所固有的——正是这种关系才造成了目前这样的形势。这些保证首先是在武装的和非武装的群众中间普遍地要求继续保持国内和平，改善生活，实现民主，争取民族自由。其次，共产党的“保证”在于它能够对全国争取实现这种要求的运动继续提供领导，在于共产党的实际军事和政治的战斗力量。第三，它依靠中国人民这十年来的政治经验，这经验证明，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反帝斗争中需要从历史上暂时埋葬阶级分歧。
一九三七年chūn，日本对南京压力稍减，侵略内蒙暂停，英日开始会商“在华合作”，英国政府希望调停中日争执和在远东导致“基本和平”，这使有些人寻思，共产党对政局估计是否错误。把整个战略建筑在中日马上必战中心前提上，是否冒险了？他们认为，现在中国既有国内和平，共产党既已停止企图推翻国民党，日本也就真的向南京表示和解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认识到，他们要中国资产阶级走上投降道路cao之过急，推之过远了，结果中国的内争已消灭于普遍仇日之中。他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为了使中国资产阶级可以再次放手去搞国内冲突，对它实行友好新政策是明智得策的。东京和南京这样修好就能消除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因为后者过于依靠抗战了。
但是根据力学原理，历史的洪水必须找到排泄口。它是不能qiáng制倒流到发洪水前的渠道上去的。日本要关上闸门为时已太迟了。共产党人了解即使日本最能gān的领导人认识到暂停的必要xing，日本也不能在中国转而采取静止政策。共产党的这一预见，在七月八日似乎已得到芦沟桥事变的充分证实。因为在这里，日本改变心意的暂时假面具给戳破了。日本军队在北京以西十英里处的宛平县中国领土上进行“午夜演习”（这是完全非法的），自称受到中国铁路警卫人员的枪击。这一事件给了日本军队借口；它再一次表示了它的真正必要。到七月中，日本已赶调一万名左右的军队到了京津一带，并且提出了新的帝国主义要求，如予同意，等于是接受在华北成立日本的一个保护国。
共产党对这一形势的看法，对这一形势所必然引起的一触即发的事件的看法是，全国日益要求不仅在这里进行抵抗，而且在所有发生新侵略的地方进行抵抗的压力，都会bī使蒋介石政权采取除了战争没有别的出路的立场，如果日本不改变政策、改正过去错误的话。这意味着除了战争没有别的出路。请记住，共产党认为这样一个战争不仅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而且是一种革命运动，“因为在中国打败帝国主义意味着摧毁它的一个最qiáng大的根据地”，而且因为中国革命本身的胜利“与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胜利是一致的”（毛泽东语）。战争可能明天就开始。也可能一两年内还打不起来。但不会拖得太长了，根据共产党对日本、中国和全世界政治经济上达到爆发点的紧张形势的分析，他们认为人类命运不可能再长期拖延不解决了。
共产党的预见是，在这场战争中，将有必要武装、装备、训练、动员千百万人民参加一场能够起到一举而割除帝国主义外瘤和阶级压迫内癌这一双重外科手术作用的斗争。照他们的看法，只有最广泛地动员群众，发展一支高度政治化的军队，才能进行这样一场战争。而且这样一场战争只有在最先进的革命领导之下才能获胜。它可以由资产阶级来发动。但只有革命的工农才能完成。一旦人民真正大规模武装和组织起来，共产党将尽一切可能来实现对日战争的决定xing胜利。只要资产阶级领导抗战，他们就同资产阶级并肩前进。但是只要资产阶级发生动摇，变成“失败主义”，或有愿意屈服于日本的表现——这种倾向他们认为战争一开始遭受重大损失以后一定会马上出现的——他们就准备把领导权接过来。
南京政权当然也充分了解共产党的这些目标，就象中国一切有权有势的人一样，因此他们会寻求一切可能的妥协道路；只要能避免在国内产生后果，他们就会向日本作进一步的让步，至少在暂时是如此，除非条件十分有利，南京政权不仅能有力量开战，而且在战后仍能保持这一力量完整无损，而国内革命仍遭压制。但是共产党充分相信他们自己对于历史发展的分析，认为他们为未来航程所选择的航道是正确的，将来的事件会迫使南京为求自己的生存而战。他们预料南京可能继续动摇，日本可能继续多方玩弄各种手段，视当时qíng况需要，软硬兼施，一直到从外部来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与中国的民族利益之间，从内部来说是中国和日本的群众与他们豪绅地主统治者之间的对立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一直到所有实际的克制和压迫都到了绝对不能容忍的地步，历史的障碍终于被冲垮，帝国主义所哺育的巨灾大祸，象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①一样，终于冲了出来摧毁帝国主义，象洪水般滚滚向前，一发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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