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我认识叔叔之后，才知道他做右派时，去的并不是青海，而是遣返回乡，到了苏北地区的一个小镇的学校里。开头的几年是做校工，看门、打铃、扫院子、起茅厕、种学校后面的几亩菜地，还喂了一口肥猪。后来摘了帽子，便开始教书。在他成为一个传奇人物的时候，那些去青海的故事是极易产生并流传的。而所以会有那则出神入化的俄罗斯童话，大约是因为叔叔那一代人是在苏俄文学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三套马车”永远是他们审美的背景。假如要编一个叔叔的夜晚，大风雪是少不了的，驿道是少不了的，如再要讲一个童话，那就只能是鹰和乌鸦的童话了。
叔叔当年所在的小镇与我后来cha队的农村地理上属于一个区域，行政上却跨了两个省份。我们的麦地连着他们的麦地，当他们的孩子入侵到我们湖里割猪糙时，我们常常笑话他们有些字的发音，比如将“鞋子”说成“孩子”。当一个女孩丢了她的鞋子时，她便大叫着：“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这样的趣事一个后晌便传遍了我们的村庄。我们和他们还因为争夺土地发生械斗。我是后来才知道叔叔所在的小镇就在我们邻近的地区，这就给我今天讲故事提供了揣测的依据。
我想，当叔叔来到那小镇不久，一场大饥荒便席卷了中国的大地。在我们村庄里，关于这场饥饿的故事流传了很多年，并且将一直流传下去。有一些人饿死了，又有一些人撑死了。这些撑死的人是在长期的饥饿之后忽然得到吃的，便bào食而死。这些吃的都是偷窃而来，或是仓库里留存的来年的种子，或是地里半熟的果实，假如被守仓库或看青的入逮住，便会挨打并游乡。撑死比饿死更加悲惨，他们大张着两眼，浑身抽搐，叫着：“渴啊！渴啊！”但这时候可万万不能给他喝水。开始时并不知道，只当喝水就能救他，不想喝了水便死。后来就不给水喝了，可不喝水也还是死。那时候，我是城市里一个六岁的孩子。我记得我们城市流传着抢劫的可怕传说。于是我们便不在街上吃东西，而是带回家来吃。回家的道路总是路远迢迢和险象环生，我们紧紧拉着爸爸妈妈的大手，急急地回家。那时候，我是个幸福的孩子，无忧无虑，还没上小学。少先队员是我羡慕的榜样，我的命运的重闸扛在爸爸妈妈的肩上，要过很久，我的幸福才会打折扣。下乡的时候，我们跑前跑后，走东串西，要求老乡给我们忆苦思甜，他们不说则已，一说便是一九六O年的大饥荒。这场饥荒割断了我们村庄的历史，为我们村庄留下了一群纪念碑似的坟头，每到清明时分，坟头上便顶了一块碗大的新土，就像我们城市里的一种点心，叫定胜糕。不过，叔叔毕竟是吃商品粮的居民，每月的定额基本保证供给。饿是人人必受的刑罚，但镇上没有人饿死，死的是那些逃荒路过的外乡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镇上没有猫也没有狗，都被杀吃了。镇上和周围的树皮也被放学的孩子剥光了，野菜也挑完了。后来，据叔叔自己说，这一段日子倒并不难过，那时候的人都讲政策，对人也尊重，见一个右派，至多淡漠一些，倒也平安无事。至于饥饿，由于信念的支持和赎罪的心qíng，这一场折磨于他几乎成了安慰。他说：他像个自nüè狂或者苦行僧一样，随着饥饿一阵阵袭来，便觉得自己逐渐地纯洁了。他是第一批摘帽的幸运的右派，当他第一天走上讲台，孩子们随了班长的口令全体起立，他觉得孩子们是在安慰他并且原谅他。这是我从叔叔的一篇小说中读到的，权且借来作为我故事的补充。
第二节
这时候，我该是上小学了，当老师走进教室，便随了班长的口令起立，桌椅板凳稀里哗啦一阵响。同学们私底下传说我们学校里有一名右派，但这是一个很高级的机密，谁也不知道右派是谁。我们起先怀疑是一位图画老师，因为他脸色yīn沉，不苟言，看人的目光充满敌意，和社会主义很不合作的表qíng。后来我们又疑心是一名校工，因他对谁都点头哈腰，笑容可掬，似乎向人们请罪。再后，我们认定是一位自然老师，她对同学凶恶无qíng，将粉笔头作子弹，she击同学的头颅。我们觉得黑暗处有一双罪人的眼睛，注视着我们，使我们紧张不安。右派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敌人，反和地主已在我们出生前消灭gān净，只留在我们的某一篇课文上以及一些反特电影里。最后，终于有人透露出来，右派是一位音乐老师。她雍容华贵，总是衣冠楚楚，弹了一手好钢琴，态度高傲，在学校里独往独来，没有一位同事与她做朋友。她和小学教育事业格格不入，她和社会格格不入，她为什么成了右派？后来我想，大约是她不服从大学分配。因为其时我恰好，我家楼上那一位深居简出的社会青年，由于不服从大学分配而成了右派。关于右派的经验就这样越积越多。这些右派都无痛心悔改的表现，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我行我紊。而我的故事需要有一个忏悔的过程，我不愿意我的故事太平庸。所以，我就直接从叔叔自己的小说里摘录了那样的qíng节——“当孩子们随了班长的口令全体起立，他觉得孩子们是在一齐安慰他并且原谅他。”
在我cha队的地方，人们对老师是很尊重的，养是父母教是先生的古训流传至今。于是，先生便是和父母一样重要的人了。学生为老师gān活是天经地义的事。老师那里还会成为一个文化的中心，晚上，凡是崇尚知识的青年都喜欢聚集在老师的屋里。后来，我们知识青年下了乡，我们那里便成了又一个中心，并且具有取代学校老师的趋势。我想：叔叔的学校当是一所公社中学，除了镇上的孩子外，还有四周农村的孩子来读书，他们一般是gān部和家境较好的孩子。他们因为没有粮票，也没有足够的细粮到食堂去换饭票，往往都是带馍。他们都有一个布口袋，装着芋gān面或秫秫面贴的馍馍。他们多数是早上来，晚上走，每天要步行几十里的路程，只有镇上的或者特别富有的孩子才住校．到了晚上，这部分住校的学生往往就到单身老师的宿舍里聚会。就是这些学生中的一个，后来成了叔叔的妻子。
一个偏僻小镇的女学生，爱上一个摘帽右派、一个来自城市的老师，就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诗篇可做。其中含有一个朴素的自然人与一个文化的社会人的qíng爱关系；又有一个自由民与一个流放犯的qíng爱关系，就像旧俄时代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的故事；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家庭与一个飘泊的外乡人的qíng爱关系。这三重关系搅和在一起，可写出深刻的人xing与广阔的社会背景，既有特定的现实xing又有永恒的人类xing。这样的故事，叔叔已经写过了，而且不止一篇。这些篇章感动人心，脍炙人口，流传极广，使叔叔极负盛名，引起许多爱好文学或者不怎么爱好文学的青年的崇拜。
关于叔叔的婚姻，是人们最感兴趣的题目，于是便也是流言最多的一个题目了。有人说那女学生痴qíng到了万般无奈，深夜敲门，而叔叔由于右派的yīn影，只得压抑人xing，将其拒绝，内心却痛苦得不行。那女学生坚定不移，不顾家人的阻挠，心诚石开，终于做成了这桩好事。有人说事qíng恰好倒过来，是那老师天天要学生去屋里补课，大冷的天，学生握不住笔，他就替学生暖手。另有一个版本是说老师要教学生二胡，帮助学生纠正指法。最客观的～种说法是：那女孩并不是叔叔的学生，而是学生的姐姐。学生跟老师学二胡，学出了感qíng，便为姐姐作伐，成全一段姻缘。那学生姐弟二人跟寡母生活，日子过得很艰难，能有一个挣工资的男人进门，显出了那学生的谋略与远见。在那镇上，那年头，大约是一九六三年吧，右派是怎么回事清楚的人不多，更何况是摘了帽的，就跟没事人一样。结了婚后，老师成了皇上．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这种传说貌似客观，却含有一股隐隐的恶意。它是企图抹煞叔叔这一经历中的所有色彩，使之平淡无光，与叔叔小说里的描写拉开了距离。后来，当叔叔离婚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曾有机会亲耳聆听叔叔本人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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