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某个午后，我和他在放学途中（正确的说法是逃课途中），到弹子房打了四周弹子。我赢了最初一周，后面三局他赢了，按规矩我付了撞球钱。当夜他死在车库里。日产三六O跑车的排气孔，接上橡皮管塞进车内，车窗间隙用胶布牢牢贴紧，然后打开引擎。我不知道直到他死亡，会花上多少时间。反正等到去亲戚家探病的双亲返家时，他已死了。车上收音机开着，雨刷上还夹着加油站的收据。没有遗书，也想不出自杀动机。由于我是最后看到他的人，我被警察叫去做笔录。「他没有特别奇怪的举止，和平常完全一样。」我说。大抵准备自杀的人，不会连续打胜三局弹子吧，警察因此对他和我都没有好印象。他们也不认为逃课去打弹子的高中生落得自杀下场是很稀奇的事。报纸登了一小段记载，不久，事件了结。红色日产三六O跑车被卖掉了。有一阵子，教室里他的座位上，经常摆着一束白花。
高中毕业来到东京，我想做的，就是什么都不要想太多。绿绒面弹子台、日产N三六O红色跑车、教室座椅上的白花，全都从我的脑海里消失了。火葬场高耸烟囱冒出的烟雾、派出所笔录室里的巨大文镇，全都摒弃脑后。最初我忘得很好，忘得很gān净。然而，我的内心却有一种残留，随着时光流逝，这空气般的残留隐然成形，成为一种具体而单纯的东西。如果我把它换成言语，是像这样的话：
死并不是生的相反，而是其中一部分。
换成言语后，竟成为一种可厌、平凡、老套的说法。但我那时并无法以语言表达，而只是感到死亡像空气般存在体内，存在那块文镇里。存在弹子台上那并排的四粒弹珠里。我把这种叫做死亡的东西，像灰尘般吸入肺里存活着。
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死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也就是「死亡确实会在某种时候逮住我，但反过来说，在死之前的日子，我可也未曾被死逮过。」这是逻辑上的推理 — 生在此侧，死在彼端。
自从友人死去那晚，我已无法再同意，死只是单纯在该死之时而来。死并非生的相反，死早已存在于我体内，成为无法从脑海消去的一部分。在某个五月的夜里，把我的十七岁友人远去的死神也在同一夜找上了我。
我现在很清楚了。在弄清楚的同时，我曾苦思过，而苦思是很困难的作业，至少对当时十八岁的我而言，经由苦思找出可以妥协的观点，是十分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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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以来我每月一次或两次和她约会。大概可以称约会吧，想不出更好的说法。
她上东京郊外一所小而整洁、名声良好的女子大学。她的住处离学校走路不超过十分钟，沿着路边有清凉的水沟。她好像没jiāo什么朋友，除了断断续续的话语以外，很少开口。因为她没有特别说什么，我也几乎没话讲。见面时，我们只是随便走走。但也并非没有一点进展。暑假过完时，她已十分自然地靠着我走路。我们并肩走着，上坡、下坡、过桥、过马路。我们不停地走，没有特别要去的地方，也没有特别要做的事。走了一阵子，进入吃茶店喝咖啡，喝完咖啡后再继续走。宛如一张一张幻灯片，一个又一个季节过去了。秋季来到，宿舍中庭的山毛榉枯叶铺盖了一地，穿上毛线衣可以闻到新季节的气息，我买了一双新鞋。秋季终了，冷风chuī起的时候，她的身体已习惯靠着我的手腕。隔着厚厚的外套，我可以感觉她的气息。但也只有如此，我双手老cha进外套口袋，一成不变地走着。我们的鞋底听不到脚步声，只有踩在悬铃木的枯叶时，才发出gān燥的声响。她要的，并非抓着我的手腕，而是谁的手腕。她要的，并非我身上的温热，而是谁身上的温热，至少我是这么想。我感到她的眼睛比以前更透明，一种无处可去的透明感。她时时没来由地凝视着我。这时，我感到一层悲哀。每当她打电话来，或周日一早我出门约会时，常被宿舍同伴嘲弄，同伴都当我在谈恋爱。我没想说明，也没说明的理由，闲言任它去。我每次约会回来，一定有人提，到底上chuáng了没啦。嗯，嗯，我一直这么响应。
我如此度过我的十八岁。太阳上升、夕阳落下、国旗上升、国旗落下。在周口里，我和亡友的爱人约会。到底自己在做什么，此后如何，我完全不知道。我研读戏剧课程里的克罗德、拉赛尔、艾杰修汀，他们都在书里。也另存在于书里。我几乎没有朋友，宿舍里认识的也只是几个。我一直在研读，大家都以为我想成为小说家，而我一点都没有想当小说家的意思，我什么都不想。好几次，我和她谈到这种心qíng，她似乎懂得我想要表达的。但我并不很会讲，如前所述，我经常在思索正确字眼，而正确的字眼却停留于完全无法触及的闇黑里。每到周末夜，我便坐在宿舍大厅等她的电话。有时她三个礼拜没来电话，有时连续两周来电。而我总是在周末夜，固定坐在大厅椅子上等待她的电话。周末夜学生多半去玩了，大厅几乎空无一人。我总是坐在沉默的空间里，凝视着空气中漂浮的光粒子，挣扎着想看清自己。每个人都在追逐人或者物体，我却不知道未来如何，我伸出手去，只摸到一片茫然的空气之墙。
那个冬季我在新宿一家小唱片行打工。圣诞节我送她喜欢的亨利。曼西尼《dear heart》唱片当礼物。我以圣诞专用的圣诞树图案包装纸和粉红色丝带包好礼物。她为我打了一双毛线手套，指头稍短了点，不过还暖和。她圣诞节没有返家，新年期间，我到她住处吃饭。那年冬天发生了许多事qíng。一月底，室友发高烧四十度，昏睡了两天，我和她的约会因此泡汤。他一副快死的模样，我可不能放着不管。除了我，好像也没有其它人照顾他。我买冰块，放进塑料袋里做冰枕，用冰毛巾为他擦汗，每隔一小时测一次体温。他发烧一整天，第二天一早，却完全没事般地霍然起chuáng，体温下降到三十六点二度。
「奇怪，」他说：「我这辈子从没有发过烧。」
「你还是发烧了。」我说着，拿出我那两张没有去的音乐会招待券给他瞧。
「还好，只是招待券。」他说。
二月，下了几次雪。
二月底，我为一点小事和宿舍高年生吵架。对方的头撞到水泥墙，还好没造成很大伤口。我被叫到舍监室听训，因此之故，住宿舍的感觉越来越坏。
我十九岁，升大二。当了几科，成绩几乎是C或D，只有很少的B。她则全科通过，顺利升上二年级。季节又循环了一回。六月，她二十岁了。她完全无法理解，自己已二十岁。对我，对她，我们的年纪总在十八和十九岁之间。十八再来是十九，十九再来是十八 — 这才是可理解的。然而她实已二十，接下来的冬天，我也二十岁了。只有死去的那人才永远十七岁。
她生日那天下了雨。我在新宿买蛋糕，搭电车到她住处。电车很挤又晃得厉害，我来到她的住处时，蛋糕已像罗马遗迹般崩溃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cha了二十根蜡烛、点了火柴、拉窗帘、关电灯，毕竟还有点生日气氛。她开一瓶葡萄酒，吃了蛋糕，我们简单用餐。「二十岁了，有点好笑。」她说。餐毕，我们收拾餐具，坐在chuáng上喝剩下的葡萄酒。我喝一杯的速度，她可以喝两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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