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年轻的女读者jiāo谈时，她们偶尔会问我：“村上先生，您（明明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怎么那么了解年轻女xing的内心呢？”（当然，大概也有很多人不这么看，我姑且把它作为一则读者意见公之于众，对不起。）说真心话，我从不认为自己懂得年轻女xing的内心，听人这么一说，可吓了一跳。这种时候，我总是回答：“大概是我在写故事的时候，一门心思想变成那个出场人物，所以自然慢慢理解了那个人在感受和思考些什么，又是如何感受和思考的。这当然是指小说式的。”
就是说，在小说这样的设定中cao纵角色、让角色动起来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是有所理解的，然而与“了解现实中的年轻女xing”还是有所不同。一旦涉及活生生的人，该说十分遗憾吧，我也难以透彻地理解她们。但如果现实中的年轻女xing（至少是一部分）能享受我（一个六十多岁的大叔）写的小说，一边与其中出现的人物共鸣一边阅读，对我来说当然是无比高兴的事。说实在的，这样的事能发生，我觉得几乎是奇迹。
当然，这世上可以既有面向男读者的书，也有面向女读者的书。这种东西也是必要的。不过，我写的书如果能不分男女、一视同仁地鼓动读者的心该有多好。倘若恋人、男女群体，或者夫妇、亲子之间能围绕我的书热心谈论的话，那真是最令人喜悦的事qíng。因为我常常在想，小说这东西，故事这东西，能抚慰男女之间、世代之间的对立，以及其他种种陈规旧俗的对立，起到缓和其锋芒的作用。不用说，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功能。我一直在偷偷地祈祷，希望自己写的小说在世界上担当起这种积极正面的角色，哪怕是一丁点儿也好。
用一句话来表达（因为太过直白，说出口来让人害羞），我由衷地感到，自我出道以来，就一贯得天独厚，得到读者的关照。又要旧话重提了：在评论方面，我长年以来被置于十分严苛的境地。就连为我出书的出版社里，比起支持我写的东西的编辑，持批判立场的编辑似乎也更多。又是这样啦，又是那样啦，经常听到严厉的话，受到冷遇。甚至让我有顶着迎面而来的逆风（尽管时qiáng时弱，不同时期各不相同），孤身一人默默工作的感觉。
尽管如此，我还能不气馁不消沉（虽然偶尔有些吃力），大概是因为我的书始终有读者紧紧相随的缘故。而且那还是（自己说出来可能有点那个）品质相当高的读者。比如说不是读完后说一声“啊，太好玩啦”，便随手将书撂到一边了事，而是认真思考“这本书为什么有趣”，以这样的读者居多。其中一部分人（为数绝不算少）还会把同一本书重新再读一遍。有的人甚至在长达几十年间读上一遍又一遍。还有人把书借给气味相投的朋友，相互jiāo流意见和感想，力图用种种方法立体地理解故事，或者确认那共鸣的存在。我从许多读者口中听到过这样的话，每次都不禁生出深深的感谢之qíng。因为这样的qíng形对于作者来说，正是理想的读者形式——我自己年轻时就是这样读书的。
而且我颇为自豪的，是这三十五年间每出一本书，读者人数就会稳步增加。当然《挪威的森林》曾经压倒xing地畅销一时，但除了这种人数上时有波动的“浮动层”读者，期盼着我的新书面世、一上市便买回去读的“基础层”读者，看来也在不断扎扎实实地累加。从数字上看是这样，从实际感受上也能清晰地发现这一点。这种倾向不单出现在日本，还确凿无疑地扩展到了国外。有趣的是，无论是日本还是海外的读者，现在他们的读法似乎大致是相同的。
换言之，我与读者之间维系着一条粗而直的管道，通过它直接jiāo流信息。也许可以说是我耗费时日，构筑起了这样一个体系。这是一个不（怎么）需要媒体和文艺界这类“中介者”的体系，最需要的是作者与读者之间自然形成的“信赖感”。如果没有让多数读者觉得“村上出的书，不妨买回去看看，总不至于吃亏啰”的信赖关系，就算有多粗的直通管道维系着，这种体系的运转只怕也难以为继。
从前我与作家约翰·欧文私下见面时，他提到与读者的关系，对我说过一段有趣的话：“我说啊，对作家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 hit the main line，尽管这句话不太好听。”所谓hit the main line是美国俚语，意思是往静脉里注she毒品，总之就是让对方上瘾，建立起一种想切割也切割不断的关系，让对方迫不及待地盼望下一次注she。这个比喻非常通俗易懂，然而意象却相当地反社会，因此我使用“直通管道”这个更稳妥的说法，不过嘛，想表达的内容却大体相同。作者与读者之间直接进行私人jiāo易——“大哥，你看怎么样？有好东西哦。”——这种实实在在的亲密感将变成不可或缺的东西。
常常收到来自读者的有趣的信，类似这种内容：“读了村上先生您的新书，感到好失望。非常遗憾，我不太喜欢这本书。不过下一本书我一定会买的。请您加油！”老实说，我很喜欢这样的读者，觉得十分难得。因为这里面毫无疑问有一种“信赖的感觉”。我想，为了这些人，必须扎扎实实地写好下一本书，并发自内心地希望这本书能得到他或她的欢心。只不过“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开心”，所以实际会怎样，连我自己也不清楚。
第十一章 走出国门，新的疆域
我的作品被正式介绍到美国去，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接近尾声的时候，由“讲谈社国际”（KI）翻译出版了英文版《寻羊冒险记》的jīng装本，被《纽约客》杂志选登了几篇短篇小说，这便是开端。当时，讲谈社在曼哈顿的中心地段拥有一处事务所，录用当地的编辑，十分积极地开展活动，意在正式开拓美国的出版事业。这家公司后来成了“讲谈社美国”（KA）。具体qíng况我不太了解，不过我猜测是讲谈社的子公司，属于当地法人。
一位叫埃尔默·卢克的华裔成为主力编辑，此外还有几位能gān的当地员工，他们都是公关和营销方面的行家里手。社长是一位姓白井的先生，不太说日式的啰唆话，是那种放手让美国员工自由行动的人，因此公司气氛也相当自由奔放。美国员工非常热心地支持我的作品出版。我也在稍后搬到新泽西去住了，有事去纽约时，就顺便到位于百老汇的KA事务所去看看，跟他们亲昵地谈天说地。那氛围不太像日本的公司，倒更接近美国公司。全体员工都是地道的纽约人，一看就知道既活泼又能gān，一起共事非常有趣。那时候的种种往事，对我来说是愉快的回忆。而我也刚刚步入四十岁，经历过种种趣谈逸事。至今还和他们当中的几位有亲密的jiāoqíng。
也是托了阿尔弗雷德·伯恩鲍姆新鲜译文的福，《寻羊冒险记》评价之高超出了预期，《纽约时报》也大加报道，约翰·厄普代克还善意地为我在《纽约客》上写了长篇评论，不过我记得在营销上还远远没有取得成功。“讲谈社国际”这家出版社在美国算是新手，我自己也还寂寂无名，这样的书，书店是不会摆在好位置的。如果像现在这样有电子书和网购的话，说不定qíng况会好些，可那种东西的登场还遥遥无期。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时的话题，却未能乘势而上与销售挂钩。这本《寻羊冒险记》后来由兰登书屋旗下的Vintage子公司推出了平装本，这一版倒是稳扎稳打，成了长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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