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笑了，我心里很温暖。那天在场的，官商各界都有。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都充任着自己的角色，都有自己的得意和无奈。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但因为生活的无法选择和种种难以言说的理由，他们有时也许会很猥琐、自私，甚至做小人。但我真的无法拒绝他们做我的朋友。我对人的理解就如同我对生活的理解，都是一言难尽的。我们真的无法因一时一事而武断地说谁是坏人，就像我们无法用一两句话评判我们的生存空间。
我感到温暖，为的是朋友们的笑声意味着自嘲。自嘲是文明人才具备的可贵品质。朋友们的自嘲让我获得了一种信任和理解。但那张小小的饭桌并不是现实的缩影。现实太缺乏自嘲意识了。我们在现实的官场看到的多是那种倒背双手、面带慈祥、踱着方步、貌视君子的很有涵养的人士。他们成天说着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做着自己都不相信的事，自我感觉良好；他们通常用思想不解放为自己的碌碌无为作辩解，可当他们有一天被押上审判台，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在gān某些勾当的时候思想解放得吓人；他们说话慢条斯理、办事谨小慎微，背地里却很可能在偷天换日。可你无法怀疑他们的智商和能耐，甚至无法低估他们的文明程度，因为他们怀揣着名牌大学的文凭，有的还是硕士或博士。《国画》里张天奇的硕士文凭尽管有水分，可他到底还是绝顶聪明的那类人。你同张天奇们在一起，面对他们的温文雅尔和老成持重，倘若不深入他们的内心，你会感慨他们是多么好的领导！群众在他们的领导下会多么幸福！他们在仕途上风头正劲，绝无心思自嘲或自省。望着这类人，你有时真会联想起那句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
单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官场的确是jīng英荟萃的地方。可是，jīng英的堕落比群虻的堕落更可怕。他们堕落得更清醒、更理xing、更自觉，也更彻底、更智慧、更自鸣得意。尽管朱怀镜在当今官场算是很容易让人接受的那类人，他遵守着实用的游戏规则，办事老道灵活，左右逢源，让人佩服。可认真说起来，他的灵魂早已经堕落。朱怀镜属于明知自己堕落却偏要堕落的那种人，且为自己的堕落而沾沾自喜。他或许会有片刻的良心发现或自责，而这仅仅只能是他进一步堕落的心理疗药罢了，就像信奉天主教的职业杀手在手刃无辜之后双手划着十字说道，上帝宽恕我吧，阿门！社会深层的灾难将从jīng英的堕落开始。
中国人从来就相信一句话：知书达礼。可现实告诉我们，先人们太过天真了。如果书可以理解为文化、传统、知识和文化人应有的种种品格等等，那么，我们会发现，书对人的浸润远远抵不过现实功利对人的迷人诱惑。比尔？盖茨的财富使得“富可敌国”这句话不再是中国式的夸张，而“有钱就有一切”的定理让人们的眼睛都喷she着金huáng色的光芒。可在中国赚钱实在不易，人们在遍试种种赚钱招式之后发现，最省事的赚钱办法依然是当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话不再是对前朝的声讨。腐败排行榜一天天刷新着，眼看着就过了几千万，说不定哪天就会揪出个贪污过亿的巨贪让你开开眼界。官员们贪污腐败的胆量，已远远超过了老百姓有限的想像能力。尽管不断有社会蛀虫被bào露在阳光之下，可明眼人心里有数，这些栽了的人不过是运气不好罢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像朱怀镜和张天奇一样，依然官运亨通。中国不可能过早结束官本位，当官的好处还不仅仅是金钱可以衡量的，何况金钱已经很诱人了。
我凭着自己的良心创作了《国画》，个中况味自己却说不清楚。面对可笑的对号入座和没有高大形象的责难，我觉得我没义务向谁去普及文学常识。其实早在几年前，我的一些中篇小说发表后，有人就说里面的人物看谁像谁。听到这样的评价我实在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不是我创作的人物形象如何成功，而是现实太悲哀了。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人居然用上红学家惯用的索隐法考证《国画》，从人物名字破译去，硬说谁是谁。我只好哑口无言。我没法辩解，因为他们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
只有微笑
我的长篇小说《国画》出版不到一个月，盗版就出笼了。目前我见到的盗版《国画》版本不下十种，行家估计，全国各种版本的盗版《国画》不会低于两百万册。另外几本小说集也都被盗版，无一幸免。
我甚至不太敢去书市里逛了，因为说不定那些盗版者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偷偷望着我得意地笑。刚发现盗版时，我还有些少年心xing，拿来愤怒地撕掉。我在长沙街头撕了百多
本盗版书之后，猛然觉得自己有些可笑。原来我撕书时那些书店老板没有一点儿脾气。此后，我见了盗版，就写上“此乃盗版”四字，再签上名字。不料却给卖盗版书的老板帮了忙，有些读者要的就是我的签名，盗版书居然奇货可居了。他们说这就像邮票中的错票，更值钱。真让我哭笑不得。再后来，我连生气的兴趣都没有了。
西方有句谚语：人在无奈的时候只有笑。让我发笑的是一位警察先生。有天，我在一家个体书店见了盗版《国画》，正好有位自称专门负责扫huáng打非的警察在那里，说盗版他们也管。我一向是个谦虚的人，请教他怎么追究盗版。他说，有办法，也没办法。办法就是作家自己要舍得花钱。我们的办案经费极其有限，财政不会专门为了你作家的一本书拨笔钱下来，让我们立案侦查。我们专门开过一个研讨会，就是让作家从稿费收入中拿部分钱给我们，成立个基金，用来维护你们自己的权益。可你们作家不同意，这就怪不得我们了。我问这笔钱是多少？他说，也就意味着作家十本书的稿费有六七本书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我马上反问，现在有位公民还来不及jiāo钱给你们，就被歹徒杀了，你们管吗？
没等这位警察先生回答我的话，我就微笑着走了。面对如此荒唐的研讨会，我除了笑笑，还能怎样呢？作家是纳税人，法律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天经地义。我知道中国凡事讲国qíng，太过认真未免迂阔。可是，哪怕作家的利益再不值得保护，也有更值得保护的东西，那就是法律的尊严。在中国诸多法律中，我想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只怕是执行最不力的了，不然知识海盗不会如此猖獗。有法不依，倒不如无法可依。倘若无法可依，人们还不太明了哪些事qíng可做，哪些事qíng不可做；哪怕是明知不可做的，或许还受到某种道德规范的约束。倘若有法不依，也就等于暗示人们违法的事也可大胆地做，进而连道德防线也随之崩溃。盗版者不是越来越理直气壮了吗？什么书走俏，他们就盗什么书，毫无道德歉疚。
近两年，我的微笑越来越难看了。大约有三十来种出版垃圾竟然冒用了我的名字。最初出笼的是本《家画》，有人误以为是我的另一部作品。原来该书的扉页上赫然印有“这是继王跃文《国画》之后又一本反映中国现实的长篇力作”云云。粗心的读者一见我的名字，就以为是我的作品，甚至有读者打电话来指责我，说我的《家画》令他失望。后来我偶然发现一本书叫《围城内外》，封面上印着“踏着钱钟书的足迹，探寻新的婚姻观念”云云。翻开一看，内容就是《家画》，一字不差，只是出版时间稍前。原来是位叫成右的先生，不知哪路仙君，别无法术，专吃名人。倒是他的吃法真的抬举了我，先吃钱钟书先生，再来吃我，真让我飘飘然了一回。此君真是道行深厚，不出一月，又一本《人画》横空出世。没过多久，“成右”gān脆就改作“王跃文”了。继而就是“世纪末中国文坛画旋风”了：《心画》、《qíng画》、《女画》、《村画》、《寨画》、《镇画》等等，都风风光光地上了个体书店的书架或街头地摊；随即，《清官故事》、《清河故事》、《风声越来越紧》、《丢帽的官》、《心理问题》、《家画》、《色画》、《市长故事》、《溆水河畔之烟雨红尘》、《权力中心》、《官场无小事》、《焚火》、《黑色四重奏》、《权yù横流》、《权画》等几十部冒用本人名字的长篇小说赫然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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